文/陈飞

算来今年应是金圣叹(一六○八至一六六一)诞生四百一十周年，目前尚未见闻有何纪念活动，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吧。我本来只想写篇小文聊作表示，岂料一上手竟不能自休，自春及夏，迤逦四五个月，草稿七八篇，都是关于“哭庙案”的。这个案子人所共知，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十八名秀才惨遭处斩，其中八人复遭籍没—妻子流放，家产入官。金圣叹即为八人之一。因此本案便成为有关金圣叹叙说（包括记述、传说、研究、谈论、表演等）不能绕开的话题。我也曾发表过浅见，近年因撰写金圣叹传记，又重新加以审读和思考，感觉问题仍复不少。比较显著的一点是，人们的关注大都集中在金圣叹身上，而对涉案其他人物却很少留意。然而如果没有对后者的充分了解，前者的问题是很难获得满意解决的，并且影响到对整个事件的认识。

本文“重审”任维初，实际上，此人实为“哭庙案”的祸首，却一直被相关叙说“不屑一顾”，让其长期“逍遥法外”，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这或许是因为他被公认为坏蛋，神人共弃，不值一提；同时也与金圣叹的聚焦效应造成的“遮蔽”有关。其实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法理上说，即便他是个十足的坏人，也应当得到应有的重视。

《辛丑纪闻》（下称《纪闻》）的叙事，就是从任维初开始的：“顺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朔，新任吴令任维初，山西石楼县人也。由贡生为学谕，迁秩吴门。”这种叙事隐含追根寻源的用意：时间追究至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十二月初一日；事件追究至新县令到任；人物追究至任维初。

任维初上任伊始，就有诸多“异常”之举：一是“莅任之日，谒郡守余公。至府门，左右请步入。任曰：‘彼亦官也，我何以步行为？’坚欲乘轿直入，左右惧而置之于门曰：‘宁受责，不敢奉命。’余公闻而笑曰：‘是呆者耶？理烦治剧者，固如是乎？’谒司李高公，亦然。高公怒，不见”。这位余公，便是苏州知府余廉征，任维初身为新任县令前来拜谒，不论是从官场规矩还是人之常情上说，都应该恭敬谦卑、虚心低调；谁料他竟如此倨傲无礼，弄得余公甚感意外，只好摇头而“笑”，立即做出两点推断：这货该不是个呆子吧？如此呆子，岂可胜任县令之职？至于司理高公，索性怒而不见。

二是“回署，开大毛竹片数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攸关。国课不完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初二日，午时即追比。欠数金者，重责三十；欠三星者，亦如之；隶行杖轻，转责之。如以痛而出声者，则大怒，令隶扼其首，使无声。受责者皆鲜血淋漓，难于起立。以后，杖而代者鲜矣。乡民悉自诣县庭。无何，杖一人，毙堂下。邑民股栗”。初二日其实就是任维初上任后第一天正式办公，即严比钱粮，手段异常残酷：改（逢）三、六、九日比为每日比；对拖欠者严刑重责；对喊痛者“扼其首”不许出声；并对下杖轻的皂隶转加责罚。不论拖欠多少，一律往死里打，果然很快就打死一人。

三是“（顺治）十八年正月中旬，维初入常平仓，每石仓米取七升三合，每一厫则计其数米之多寡而斛出一石焉。逮兑粮，则各户之贮此厫者，各出偿之。计其所得，三千余石，付县总吴之行粜焉。自明太袓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常平仓乃国家备急粮库，没有朝廷最高指令谁敢擅动？任维初竟命令仓库负责人吴之行径取三千余石兑换银钱纳入私囊。《纪闻》说这样的“典守自盗”自明至清前所未有，其实任维初似乎并不屑于“盗”，而是直接派人“取”来占为己有。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任维初这“三把火”既来得异常又来得凶猛而且邪恶。而从“三把火”的指向及用意上看，他显然有备而来，直奔目标。余公、高公，既是本郡长官，也是地方官吏的代表。任维初的倨傲无礼，是在故意示威，以试探其反应，意在令其有所忌惮，不敢对自己（任维初）接下来的“异常”之举加以干涉。此其一。那些遭受严比的人，可谓是“乡民”的代表。任维初不仅摧残其肉体，而且折辱其尊严（精神），直至消灭其生命。意在淫威震慑，令其不敢有侥幸和反抗之心。此其二。或许有人寄幻想于国法、政纪、道义、人心之类，而任维初的典守自盗无异于宣示：那些东西本官根本就没在眼里，不要有任何幻想。此其三。这“三把火”实际上把地方官绅、广大士民乃至法纪、正义、道德、良知等全都“烧”了，使得（当地）民众陷入巨大的痛苦、愤恨、恐惧和绝望之中。《纪闻》说：“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而诸生倪用宾遂有‘哭庙’之举。”可见诸生的“哭庙”，有着多层面的原因，并不只是为了“抗粮”；代表着多个群体的诉求，并不是只为自己。《纪闻》载：“（二月）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于教授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有余人，鸣钟击鼓。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一般认为这就是“哭庙”。实际上次日还有一次“哭庙”，金圣叹所参与的便是后者，我已另文考述，兹不及。仅就二月初四日的“哭庙”而言，主要有两个环节（阶段）：一是在文庙“哭泣”；二是到府堂“跪进揭帖”。“哭庙”诸生将任维初的“异常”之举指控为“贪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