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敏

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里，“在使用价值之外”是书中的一个章节名。按鲍德里亚的观点，商品，是以其符号价值，成为构建当代西方消费社会之核心特征的。这一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对于商品之交换价值与其使用价值无关的分析，承接了卢卡奇、本雅明对基于交换价值的商品拜物教之论述。商品生产及其消费行为，在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实则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无关。这一观点，是当前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基础。

那么，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商品的功能与效用就真的与社会与文化之构成及其核心特征无关吗？它只是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总体财富的物质承担者，和商品交换价值的一个载体？而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各类商品所发挥的功能与效用之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又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特定商品功能所导致的变化与影响进行理论论述吗？或者进一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就真的毫无理论意义吗？针对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深入到商品交换已经结束的日常生活之具体形态中，也就是商品的日常使用过程中，重新思考特定的商品—比如家用电器—“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的东西。这就是汪民安《论家用电器》一书的基本理论主题。家用电器是一类具有独特使用价值的商品，其诞生，可以看成是一种由福特式工业生产方式、新型材料、电子与智能控制技术等不同产业整合制作出来的产物。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先是电灯，随后是收音机、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以及新近的电脑、手机和空气净化器等等，逐次成为人们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耐用消费品。其中的一些，诸如录像机或影碟机等已被淘汰或不常使用，更新型的家用电器产品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几种主要家用电器全面进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并构成日常生活之基本配置，大约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在中国，家用电器的普及刚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从八十年代初的黑白电视机、半自动洗衣机等开始，直到九十年代晚期，中国城市家庭才基本配备起了重要的家用电器产品。而在今天，如果把电脑与手机也算成是广义的家用电器的话，那么，可以说，它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量与种类比以往更大更多了，它们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也更为加强了。显然，我们近几十年来日常生活乃至社会之整体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家用电器之使用价值的发挥，有着密切的关系。

家用电器不同于快速消费品，是相对比较昂贵的耐用消费品，且往往具有家庭固定资产的特征，有着更长的使用年限和更迭周期，能在较长的时间里给日常生活带来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作为耐用品，它们也与家具等不同，是一种需要在使用过程中持续交纳电费、自来水费、有线电视费、网络费用的物品，有时还需要维修或保养。这导致其日常的使用过程具有了一种生产的特征，让家庭室内空间呈现出一种工厂厂房的形态。同时，不同的家用电器还需要分设于家庭住宅的不同区域，比如电视机需要放置于客厅的显著位置，洗衣机需要固定安装在卫生间。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家用电器，还会对当代住宅的空间功能区分以及日常生活之时空分配产生一种相互协作的双重影响。此外，家用电器都需要分别与电网、自来水管线、有线电视网及互联网等更大的社会体系发生关联，在不同的宏观体系中，家用电器让安装与使用它们的家庭或个人，获得一个固定的位置。人们在购买它们时，总要写明家庭住址与联系电话，以便连接上各类服务网络。因此，不存在独立且不依赖于社会体系的家用电器，这是一种存在于家电消费品与社会经济及文化形态之间持续不断的远距离互动行为。我们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必须为之付出额外的电费与有线收视费，否则，电视机的使用功能就无从发挥。不仅如此，当我们购买了一台冰箱时，外在市场形态就已经提供了食品超市，以及各类熟食、半成品及速食食品的产业。一般而言，冰箱的社会拥有量及其覆盖形态，由于与城市住宅区的分布形态有关，这是导致超市如何选址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冰箱通过大量存储食物而免去了每天的买菜行为，也重塑了人们的饮食方式与习惯，还非常明显地影响到了城市的商业形态。冰箱由此让家庭与一个工业化及全球化的食品工业构成了紧密的关联。所以，家用电器显著地增强了人们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形态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