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麻国庆

日本社会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高度经济发展、九十年代以后的老龄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出现了“极限村落”，即面临消失危险的村落和更多的“过疏化”村落。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界“村落终结论”盛行，杞人忧天的情绪蔓延。日本农村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李晶于二○○九和二○一○年两度赴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进行调查，使他对日本村落社会有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稻作农业是日本的传统农业，也是日本农业的支柱，日本农业的90%以上都是稻作农业，且稻作农业历史悠久，由此而产生的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基。以稻作传统看村落社会变迁，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李晶说，我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日本村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看清日本社会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同时也希望从日本的“田野”中挖掘出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来，为进一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累计在日本的田野点工作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李晶完成了主要讨论日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问题的《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以下简称《稻作传统》）一书。

在日本，从明治以来，作为集落社会构成单位的村，分成自然村和行政村两种形态，自然村为中近世建立的村落共同体，行政村为明治以后作为完备的地方自治体的行政单位。在这两种村落中，联结村落人们的纽带正是村落祭祀。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一村一社的政策，强化了神社在村中的地位。实际上，村落共同体意识常常以具有相互独立身份的家的共同体意识为出发点。因此，在认为家是日本社会的基石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家也是日本宗教的基石。日本人对作为家的一员有甚强的认同。

不过，如何看待“村落共同体”，学者的意见莫衷一是，争论很多。在此背景下，李晶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澄清了一些人对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模糊认识。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以后，其东北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地震和海啸还有余悸的人，纷纷离开了世代生活的故乡，没有离开的人中有的人至今还住在政府提供的简易房里。日本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恢复灾区的风貌，但是至今还没达到灾民们所预期的效果，有些灾民开始“抱团取暖”，通过互助方式解决灾民生活中的困顿，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共同体社会”时代。所谓“共同体社会”时代就是村落的各种社会组织健全、发挥作用的时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晶研究“村落共同体”问题的现实意义。

李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日本村落社会，目的不是想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价值趋向或者倡导什么主张，而是希望像格尔兹提倡的那样解释“地方知识”，并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借鉴的东西。

《稻作传统》关注的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日本经济发展不景气、日本即将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大背景下，日本农业、农村、农民如何调适、维系村落的问题。日本社会中，既有前现代的，也有现代的，甚至还有后现代社会的特质，前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着当今的日本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日本农村社会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村落共同体”。李晶通过分析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演变，透视村落变迁过程，揭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村落维系的内在动因。他指出，如今的日本村落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也非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村落共同体”以其特有的形式延续着。“村落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延续，既有传统文化的作用，也有村落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努力。日本农村，并没有因为“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和国家在农村社会的隐身而出现社会失衡。这让我想到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提出的村落社会的“平衡”理论。中日农村社会共同点之一，就是平衡性。日本政府给农村社会提供的是“政府服务”和政策导向，管理则依靠村落中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既对国家负责，也对村民负责，这客观上既维护了“国家的权威”，又维护了村民的利益，还维护了“村落共同体”。日本的村落之所以能在社会的不断变化中维持其自身的发展，主要原因就是：村民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并没有丧失；村落中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健全；村落的传统文化没有遭到破坏。这一结论发人深思，特别是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认为，《稻作传统》一书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关注村落共同体这一传统资源的现代意义，详细梳理了日本村落研究的成果，归纳了日本村落研究的理论，并提出对于传统理论修正的视角，即村落研究的“共同体”视角，阐述了“稻作传统与社会持续”这一主题在日本乡村研究中的意义。在日本有不少对村落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以及现代村落变迁的结果。他们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日本村落变化是必然的，却往往无视村落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李晶详细考察了村落的社会组织的运作情况，参加了社会组织搞的一些活动，发现传统稻作农业赖以生存的“讲”“结”等社会组织虽然已经失去了实用功能，但是其他社会组织，如町内会、水利管理组合、消防团、青年组、葬礼组、檀家集团等传统社会组织在村落事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很好地把握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日本村落研究的圈层理论。在日本，“家”与“村”的产生与稻作农业有关，稻作农业对地力、水利设施、共有山林的维护必须靠大家，“村”是跨越家庭的互助共同体。书中对于婚姻圈、集体祭祀圈、生产与生活圈、情感交流圈等熟人社会的圈子做了很好的表述，描述了稻作传统对“家”与“村”变迁的影响作用，如“共同体社会”中的“家”与“村”，概述了“家”和家族形成的过程、明治政府制定的家族制度、日本人的家族意识、日本“家”继承的传统、马场村的家继承现状、日本东北地区亲戚的分类、日本“村落”的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