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哲生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历史人物，也是世所公认的维新派主要代表。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过去常有史家认为谭嗣同的价值在梁启超之上，至少在戊戌维新时期可作如是看。梁启超后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然很大，但他是以传播、发挥康有为的思想为主，谭嗣同有其独创意义的思想。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都设专章探讨谭嗣同的启蒙思想或哲学思想而没有梁任公，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谭嗣同是一位颇具个性的维新思想家，他毅然以“流血变法”启迪后人，这是他留在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不朽篇章。如果没有谭嗣同在菜市口演出壮怀激烈牺牲的那一幕，戊戌变法简直就是一个作鸟兽散的结局，有了谭氏英勇献身的悲壮场面，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变革运动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开始。可见，谭嗣同是以自己的生命对变法精神做了全新的诠释，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谭嗣同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诞生于北京宣武城南，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他生命的起点是在北京，最后牺牲也是在北京，但人们对此并不太在意，而是按照传统的籍贯说法，称呼他为“谭浏阳”，实际上他一生的行迹在湖南为时甚短。他一生浪迹天涯，行踪不定，真正闪光的亮点却是他在时务学堂讲学的那一段（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

谈起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我们首先会想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本书分“改革实情”“废上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史”“殉难六烈士传”五篇，对戊戌变法的历史过程做了最初的历史总结。该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八九九年横滨《清议报》社的九卷本，一个是一九○七年以后出版的八卷本，《饮冰室合集》专集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因为后出，这也许是梁氏的定本。《戊戌政变记》可以说是叙说戊戌变法史的一个母本，以后对戊戌变法史的历史叙事都不脱此著的窠臼。

《戊戌政变记》中有两篇与谭嗣同密切相关：一篇是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一篇是《谭嗣同传》。梁启超是广东人，来湖南担任过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是教习，他俩存有同事、同志的密切之谊。梁启超对湖广的风俗民情知之甚深，感情弥笃，他在《湖南广东情形》一文中论及近代湖南新旧两派对立时有一段名言：“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指太平天国运动），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洋人之风已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130页）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旧两派极端对立，这应是他的切身体会。旧派以叶德辉、王先谦为代表，新派则以谭嗣同为急先锋，双方之矛盾势同水火。梁启超是维新派，他的看法当然是预设立场的。实际上，王先谦一八九六年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一八九七年一月时务学堂呈报立案时，王先谦还是领衔提倡者，说他是守旧派或是顽固保守派并不太公允，旧派并不乏新思想。如果细究所谓新旧两派的思想，其实都是以传统为底色。传统既可成为守旧的藩篱，也可演变、进化为维新的动力。谭嗣同的思想演变是传统思想向“维新”转化的一个实例。谭嗣同思想中讲求“仁学”、坚守“志节”，体现了传统思想在近代演进中鲜活的生命力。梁启超以新旧两派对立的观点评价康党与王先谦为代表的地方士绅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话语权的优势，将论敌置于负面的境地。梁启超的《湖南广东情形》对后来的湖南维新运动研究可以说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叙说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或者扩而言之整个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除了像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那样在史实上做扎实的功夫外，在观念上还需根据实证研究的新发现做出新的调整，其中可能下手的地方就是摆脱梁氏的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