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钧

曹植写过一首《三良诗》：“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该诗曾收入影响深远的萧统《文选》，可以视为曹植的代表作之一。诗中的“三臣”就是三良，他们在秦穆公去世后自杀殉葬。用活人殉葬是中国上古一种野蛮的风俗，后来文明程度提高，基本不再用这个办法了，秦穆公的做法显然是开历史的倒车。

关于“三良”，最早的记录见《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说秦穆公死后“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

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黄鸟》见《诗经·秦风》，此后历代都有咏叹三良的诗作，陶渊明、柳宗元、苏东坡等大家都曾写过。曹植这首是《诗经》之后最早的，与他同时代的王粲和阮瑀也写过历史上这个著名的事件。

关于曹植《三良诗》的写作时间，历来有分歧，古代注释家大致提出两种意见：一、黄初二年（二二一），其代表是唐人刘良：“植被文帝责黜，意者是悔不从武帝，而作是诗。”（《六臣注文选》）二、建安二十年（二一五），其代表是清人朱绪曾：“此诗乃建安二十年，从征张鲁，至关中，过秦穆公墓，与王粲同作。”（《曹集考异》）

在英语世界先后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有两位汉学家：惠特克（KatherineP.K.Whitaker）和高德耀（RobertJ.Cutter），他们的论文分别发表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刊》（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第十八卷（一九五六）和《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第十一卷（一九八九）。

惠特克在文中推翻了前人的意见，首先指出黄初二年（二二一）说站不住脚：“此时还看不出曹植如此消极，觉得已经不能通过武功为国效力。他这首诗，特别是第一句，表明他对于建功立业已经完全绝望，特别是在多次向曹丕表白之后—比如‘甘赴江湘，奋戈吴越’（《责躬诗》），‘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六首·其五》），‘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杂诗六首·其六》）。而在二二一年，他只是受到了某些挫折，但还没有完全失望。”惠特克认为建安二十年（二一五）说同样站不住脚，第一是因为曹植当时还年轻（二十四岁），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不可能写出“功名不可为”这样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