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克立

一向身体、心态都很健康的韦政通先生，走得实在太突然了：一场完全意想不到的车祸，竟然夺走了当代中国一位学识渊博、性情率真的独立思想家的生命，真是不亦悲乎！

我与韦政通先生相识，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底九月初于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研讨会上。此前我已经接触过他的几本书，特别是他独著的《中国哲学辞典》和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大全》。能以一人之力编一部辞典已经了得，后者更是邀请了一流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来撰写其最专长的部分，如请陈荣捷写宋明理学、余英时写清代哲学、霍韬晦写中国佛教哲学等，在当时都是不二人选。这部辞书很特别，就是在各位作者承担的范围内，辞条和撰写方式均由作者自定，不求形式的划一。所以，有的条目仅数百字，有的写成了几千字的长篇专论，有的条目则分时段或流派由多人写的多段论述。八十年代我与天津市中哲史界同仁也合作编过一部《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受此前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热潮之启发，这部辞书以概念、范畴条目数量多和内容翔实为特点，在辞条设计和编写过程中，韦政通的两本辞典都是重要的参考书。

那次新加坡的儒学会议是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主办的，杜维明任大会主席。与会的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本地的四十位儒学研究者。由于杜维明介绍我是中国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的负责人，我提交的发言提纲又是《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所以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学研究的主流观点，受到了较多关注和批判的审视。我的发言从“五四”以来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肯定现代新儒学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与生命活力的思想派别之一，现代新儒家也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选择了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认为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要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高度评价其为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所做的努力。而且认为，“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我的发言对现代新儒家之“失”，主要指出两点：一是“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二是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两点批评引起了与会的新儒家学者的强烈反应，尤其是泛道德主义或“伦理本位主义”“伦理至上主义”是否产生了“异化”现象，对中国政治文化有没有影响，对中国科学理性的发展有没有限制的问题，成为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