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亚文

凯恩斯的愤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一九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曾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和首相劳合·乔治的顾问的身份，一同参加了巴黎和会，几乎目睹了和会的整个过程。然而，这场用时漫长、声称要为世界奠基永久和平的大会，给凯恩斯的感觉却是极其糟糕的。他曾试图减少协约国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但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和约》在巴黎签署，协约国强加给德国以苛刻的赔偿条件，凯恩斯对此深感震惊和沮丧，他认为这并不能解决横亘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主要问题，相反会导致新的不幸。自巴黎返回英国后，凯恩斯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愤而著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凡尔赛和约》将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预言性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补救办法，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进行国际贷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等。

书中指出，在一个日新月异、充满不确定性且时刻面临货币动荡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经济、政治观念和预设已经过时。凯恩斯说，《凡尔赛和约》“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暴的行为之一”，如果付诸实施，就会进一步破坏欧洲已被战争弄得摇摇欲坠的经济结构。对当时战胜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雷蒙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等在和会上的表现，书中描述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语言也尽显尖锐刻薄，他对和谈的失望之情，跃然纸上。

在巴黎和会上，凯恩斯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战后事务应该避免冤冤相报，对二十世纪初始的欧洲来说，重要的是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开辟出新的走向。可惜的是，《凡尔赛和约》仍是按照欧洲的传统经验在处理问题。

凯恩斯敏锐地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已是一个新的欧洲。一八七○年前，欧洲可以自给自足，人口压力也没那么大，然而，“一八七○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大规模的、空前的变化”。首先，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人口都在迅速增长，“马尔萨斯”幽灵重新在欧洲游荡，欧洲的食品供应不稳定，且完全依靠新世界；其次，以德国的工业生产为中心，欧洲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体系，但这个经济体系的组织却是“复杂的、虚假的”，充满着不确定性；再次，欧洲的财富积累以社会不平等为基础，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有着不同的社会心理。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但却不太容易被清楚感知和受到重视，相反，人们常常会把形势的变坏，归于当政者的无能或者冒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所忽视，而被归罪于统治者的愚蠢或者无神论者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