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方刚
记者/王海燕

方刚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著名性学家，我最开始找他采访，是因为他的研究领域包含了“父亲参与亲子关系”，我希望从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角度，听听他的想法。他有一个20岁的儿子，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环境科学，一个在全球多数大学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专业。但真正吸引我的是，那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年轻人，讲到父亲就忍不住咯咯发笑，直到如今，他们依然经常拥抱，互相说爱你，吃冰激凌会先给对方尝一口，他甚至理解不了叛逆期。我突然更想知道，作为试图颠覆传统性别角色模式的方刚，是如何当一名父亲的。

我想要女孩，她想要男孩

我和妻子结婚时，是铁定了心要作“丁克家庭”的，那时我觉得孩子不光是家庭的负担，还徒增社会人口压力，因为专门写了一篇质疑生育意义的文章到处发表。但妻子过了30岁，想法却一点点变了，甚至会梦到生孩子。

真的决定要孩子后，我一直希望是个女孩，因为社会对男性的要求太多了，要成功，要刚强，要养家糊口，我实在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背这样的重轭。妻子倒是无所谓，说男孩女孩都一样，但直到儿子出生后，她才跟我坦承，她一直希望要个男孩，并坚信自己怀的是男孩。她和我的理由差不多，她说自己当了30多年女性，感受到了太多的不便与不幸，她不想自己的孩子再重蹈覆辙了。妻子幼年时，我岳父母一直希望有个儿子，所以连续生了六个女儿才放弃努力。

孩子是1998年出生的，那两年我刚好连着写了好几本跟社会性别角色相关的书籍，父亲这一角色自然也在关注范围内。那时候国内关于父亲参与亲子关系的研究特别少，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少。而我们的主流教育观念中，还是要求父亲做硬汉、多挣钱，可以冷漠和严厉，但这并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我自己的父亲在“文革”中自杀了，当时我3岁，后来母亲独自抚养我和姐姐长大，所以幼年时我对父亲没什么概念，也没有特别渴望过。直到成年以后，才慢慢觉得，也许有父亲的确会不一样，我不是说父亲的缺失，母亲不能补上。而是父亲不在了，母亲很忙，我们一家一直被压迫，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有父亲在肯定不是那种场面。可能就是少年时代缺少这样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所以从幼儿园到高中，我一直是校园霸凌中的受害者，一直到高中了，还有人叫我“娘娘腔”。那时候我是极度敏感自卑的，直到20多岁了，跟陌生人说话还是会结巴。

我小时候期待过自己有男子汉气概，但长大后我就特别反感这一套了，甚至立志要反叛和抗争。儿子出生后，护士抱着孩子对我喊“是个男孩儿”，其实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要承受种种负荷的男性”。

到底要怎样做一个爸爸，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我在医院陪产的时候看了许多育儿书，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经验，印象最深的只有一条，“给孩子自由”。好在妻子本来是学幼儿教学的，所以还是有一些经验，让我们不至于太慌张。倒是后来我自己办男德班，做了许多课程，比如让学员们用道具模仿妻子怀胎时的行动不便，鼓励他们进产房陪产，学习如何抱孩子、怎样用奶瓶给孩子喂奶、如何跟孩子沟通交流、怎么跟孩子做游戏。我想让他们学会和孩子互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孩子建立起非常亲密的情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