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立彬）

作为音乐专业的“槛外人”，我与瓦格纳的最早联系纯粹是文学性的。大约在27年前，首次接触尼采时，瓦格纳——作为反面人物——就进入了我的视线。最初接触的是楚图南译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更多地了解作者，就从图书馆找到所有能找到的尼采译著，从《悲剧的诞生》到《权力意志》等。这很不公平——因为作曲家并没有发言的机会。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读文艺学研究生时，瓦格纳也仍然是一个被指控的沉默者。我一直站在尼采这一面——这里的最大后果可想而知，那便是会产生逆反心理。最近二十年多来，当年的导师和同室同学中间，有尼采译者及批评家，但是就像我一样，他们一直是从语言文学角度去讨论（伐）瓦格纳，不曾研究音乐。翻译、批评、阅读《悲剧的诞生》、《尼采反对瓦格纳》、《瓦格纳事件》甚至《尼采全集》的同仁，绝大多数不曾从瓦格纳的管弦乐来讨论尼采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古典音乐在当代中国普通大学及研究生教育中付诸阙如，而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又很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于是，喜欢瓦格纳的人（占少数）认为尼采无关紧要，只多是忌妒瓦格纳而已；而人文学科的人（占多数）大多拥护尼采，对瓦格纳不屑一顾，也缺乏深入瓦格纳管弦乐的能力和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