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悬疑

这一次，《纽约时报》、TMZ（著名娱乐新闻网站）以及奥利弗·斯通终于不必再指责唐纳德·特朗普了。相反，他们应该感谢“推特狂人”那颗富于八卦气质的心脏——10月25日，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飞往1963年那起离奇刺杀案的现场达拉斯途中，特朗普发送了一条推特：“大家期盼已久的肯尼迪档案明天就要解密了！真有意思！”那一刻，总统的心理状态俨然就是一个刚刚抓拍到了香艳镜头的“狗仔”娱记。

是的，2800余份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机密文件将在10月26日晚间由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通过互联网对外公开。这是特朗普基于国会1992年10月26日通过的《肯尼迪总统遇刺记录存档法案》做出的决定，也是他对自己竞选期间承诺的兑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关于那场众说纷纭的奇案，至少在档案学上早已没有多少“曝料”空间：到今年秋天为止，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的31.9万份、500万页厚的政府记录已经有88%全面对外公开，另外11%也在经过情报机构的部分涂黑处理后陆续解密；而特朗普下令“除去面纱”的，只是这批庞杂文牍中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1%。它们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在古巴、南越和多米尼加实施秘密行动的收支账目，联邦调查局（FBI）对刺客奥斯瓦尔德的粗略背景评估，以及多位CIA和FBI负责人涉及案件调查的内部谈话速记。自然，情报机构依旧会跳出来宣示他们的“主权”——大约有300份文件在CIA和FBI的抗议之下，获准进行6个月的额外审查，但最迟在2018年4月26日也须确定最终的公开时间。很难想象在特朗普可以“任性”解雇FBI局长的今天，情报机关还能在故纸堆中藏匿什么惊天大秘密。

无须怀疑，没有人会逐字逐句地读完这500万页记录。有关肯尼迪之死的种种假设和臆测，也不会随着最后1%档案的解密而告一段落。在美国，“肯尼迪热”首先是一个传播学事件：这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战争英雄、天主教徒，在电视时代蓬勃兴起之际登上政治舞台中心，享受到了此前的历任总统从未体验过的高频率曝光和偶像式待遇。从1960年大选期间和尼克松的辩论直播开始，总统及其家人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的个人形象和治国方略被牢牢捆绑到了一起。当人们谈起“新边疆”和登月计划时，自然也会联想到JFK（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首字母缩写）发亮的古铜色皮肤、骄傲的少年气质以及演讲中斩钉截铁的口吻。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坚定立场，和第一夫人杰奎琳时髦的发型、服饰一样都是坊间热议的焦点。甚至当第一夫妇的幼子帕特里克不幸夭折时，全国民众像他们一样表达了哀痛之情。因此，在达拉斯的枪声响起之后，三大新闻网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定——连续70个小时不间断地转播与总统的后事有关的一切新闻，包括身着血衣的杰奎琳的一举一动、白宫中的守灵之夜、继任总统约翰逊的演讲，以及92国代表陪伴下的庄严出殡。这一纪录直到2001年“9·11”事件后才被打破。在电视媒介的影响下，整整一代人在他们心目中建立起了“永志不忘”的心理暗示。出生于“婴儿潮”前期的美国人，几乎每一个都能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在1963年11月22日听到那则突发新闻时的心理感受，这一现象甚至催生出了一个专门的术语“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以描述伤害性的突发事件在一个庞大人口基数中造成的集体印象。

不仅如此，JFK的亲信顾问、与他私交甚笃的媒体人以及他的家族成员在随后若干年中对所谓“肯尼迪时代”的建构，直接造就了影响延续至今的卡美洛神话（Camelot Myth）。其中的代表作即是JFK的演讲撰稿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在1965年出版的《一千天：JFK在白宫》。这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描绘了一幕转瞬即逝的光荣悲剧：如亚瑟王一般的肯尼迪勇敢地守卫属于美国人民的卡美洛王国，却在短短1000天之后惨遭杀害。通过这种渲染，公众愈发自视为刺杀案的“共同被害人”——那个与肯尼迪之名联系在一起的“美丽新世界”，那段美苏关系正在缓和、对越南的干涉尚未扩大、民权运动和理想主义蓬勃兴起的动人时光，随着神秘枪手射出的三颗子弹戛然而止。随之开启的是关于林登·约翰逊和迪克·尼克松的丑陋记忆，是底特律骚乱、金牧师遇刺、将近6万人战死于越南以及水门事件。因反差感导致的过激情绪，最终以阴谋论的方式获得宣泄：人们倾向于相信，是一个权势滔天的黑暗阵营谋害了那位年轻的王子。这个阵营中包含有副总统约翰逊及其南方同伙，中央情报局和他们雇佣的古巴枪手，脑满肠肥的军工联合体（MIC）代表，以及参与案件调查的司法官员。他们的势力长存，以至于真相一路被掩盖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