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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欧佩克:卡塔尔自行其道

作者:刘怡

2018-12-12·阅读时长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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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中)在奥地利维也纳与各国记者交谈。当天欧佩克将在维也纳召开第175次部长级会议,卡塔尔也将最后一次作为会员国履行对欧佩克的减产义务


不是第一个,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在2018年岁末的全球能源市场上至少相当于一枚小当量核弹爆炸。

12月3日,卡塔尔新任能源大臣萨阿德·阿尔-卡伊比(SaadSheridaal-Kaabi)正式对外宣布:经过深思熟虑,该国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并专注于液化天然气(LNG)的生产和出口。在此之前,卡塔尔代表仍会列席12月初在维也纳召开的欧佩克部长级会议,最后一次承担控制原油产能的义务。对做出这一决定的动机,卡伊比仅仅解释为“技术因素使然”;但人尽皆知,根本分歧来自多哈当局与欧佩克实际领导者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矛盾:两国持续已近18个月的“冷对抗”迄今仍未解冻。

一位在最近造访过多哈的中国商人向我描绘了他眼中卡塔尔政商两界的现状:“所有人说话都极富技巧,避免提及来自利雅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封锁。他们罗列了一连串卡塔尔相较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投资优势,但那种过于夸张的口气,分明让人感到心神不宁。”是的,来自沙特的外部压力不会动摇卡塔尔身为全球人均GDP排名第五(IMF数据)的富裕国家的地位,不会逆转多哈王室与美国之间由来已久的亲密关系,更不会影响到为卡塔尔创造巨额进账的液化石油气出口。但仅仅是沙特的距离之近,就足以令人感到压力的真实和沉重。由于海湾合作组织(GCC)成员国切断了对卡塔尔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出口,多哈市面上只能够买到从伊朗和土耳其进口的水果、蔬菜。当我在2018年乘坐中东主流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阿拉伯半岛时,航线都会在卡塔尔附近转一个大弯,以免进入该国领空。相应地,卡塔尔航空也停开了前往沙特和阿联酋的航班。

作为1961年加入欧佩克的第二批主要成员国之一,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卡塔尔政府在原油产能问题上唯沙特的马首是瞻。两国关系破裂之后,卡塔尔能源大臣仍须硬着头皮出现在欧佩克的历次重大会议上,形单影只,对该国的国际形象自是有害无益。今年10月卡舒吉事件发生之后,尽快撇清与沙特政府之间的瓜葛更是成为多哈当局的迫切要务。以“技术因素”为由推出欧佩克,不仅是顺应时势之举,也是对远期风险的一种提前规避——美国司法部正在研究针对欧佩克发起反垄断立法;此举与北美页岩油出口的增长相配合,可能对欧佩克国家在欧美地区的收入造成重大影响。提前“下船”,也是为了避开这座冰山。

而从历史案例观察,尽管欧佩克始终以确保油价稳定增长、使主要产油国皆能从中受益为己任;但在该组织内部,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大国与利比亚、卡塔尔等小国的斗争始终不曾停歇。抗压能力不足的小国,在欧佩克的协调机制下被迫放弃政策自主性,以迎合沙特这一领袖国家的立场,却未必总能获得与预期相符的收益。而利雅得当局与另一主要产油国伊朗之间的对立,以及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意图将沙特国内改革的成本由其他产油国共担的企图,更是带来了经久不息的隐患。卡塔尔从欧佩克的圆桌上退席,正是这个中东与全世界动荡时代继续向前的写照——集体行动的呼吁已经过时,各国正在为自求保全而挣扎。


12月3日,卡塔尔新任能源大臣卡伊比在多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国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退出欧佩克


“以大欺小”的欧佩克

作为波斯湾沿岸的一系列阿拉伯“土豪”国家之一,卡塔尔有着一项大不同于周边诸国的特点。首先,尽管同样以能源出口作为财政收入支柱,并且凭借资源红利实现了阿拉伯世界最高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但卡塔尔的资源结构却是以天然气、而非石油为主。截止到2018年10月底,该国日均原油产量约为61万桶,不及欧佩克成员国单日总产量(3330万桶)的2%,不仅远远落后于沙特这样的千万桶级巨人,就是和同样国小民寡的科威特、赤道几内亚相比也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在不受欧佩克集体行动原则约束的天然气资源方面,卡塔尔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巨头。主体位于该国领海内的北方(North Dome,延伸到伊朗领海内的部分称为南帕尔斯)天然气田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单一天然气田,预估总储量高达51万亿立方米。以这项自然馈赠为凭靠,卡塔尔天然气公司(Qatargas)每年可以制备出7700万吨液化石油气用于出口,自2006年起长期占据全球LNG出口榜首位,直到最近几年才被澳大利亚超过。换言之,欧佩克之于卡塔尔的意义着实有限。

另一方面,恰恰是像卡塔尔这样的原油产能较小的伙伴国,在欧佩克秉承的“集体行动,大国为尊”原则下,不得不承受并非出于本心的压力。究其原因,当沙特、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五国在1960年最早发起成立欧佩克组织(当时卡塔尔仅是观察员国家,第二年才正式加入)时,出发点是通过共同控制全球原油市场的供给,来达成增加收入的目的。在当时,仅这五个首创国的原油出口量就占到全球原油交易市场80%的份额(不含未进入自由交易市场的苏联),效果的确立竿见影。也是在欧佩克建立之初,沙特石油大臣、绰号“红色谢赫”的塔里克提出了一项独特的“生产调节”机制——在每年年末的部长级会议上,欧佩克将根据当年全球原油出口量的变化趋势,提前预估下一年全球能源市场的消费需求,并根据这一需求的下限制订下一年的产量规划。如有突发事件导致原油需求增加,则各国皆可以扩大产能;若需求减少,则以降低产量作为调节。这样一来,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将永远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各产油国政府则可确保利益不受侵害。而沙特将凭借最大规模的已探明储量和超过单日200万桶的富余产能,充当整个组织的“安全阀”。

从第一天起,欧佩克内部就面临着两条路线之争:当油价节节攀升、“牛市”已现端倪时,各国究竟是应当尽可能多地扩大生产,以赚取短期红利;还是维持相对稳健的定价策略,以实现收益长期化?沙特的“生产调节”理念给出的无疑是后一种选择。作为全球探明储量最大的传统陆上加瓦尔油田的拥有者,利雅得当局更倾向于控制整个欧佩克组织的原油总产量,使油价上涨的幅度与欧美国家以及亚洲新兴消费市场的平均通胀率大致相当。如此一来,大多数国家将倾向于继续维持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迅速推进以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水力、核电)取代化石燃料的变革,产油国的长期收入增长自可获得妥善确保。而沙特作为整个组织的“安全阀”,在承担了主要抗压义务的同时,也将拥有最大的话语权,高居于整个半岛和波斯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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