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牛耕

如果没有任正非，华为将会怎样？

至少一个公认的答案是，没有任正非，不会有今天的华为。

2017年，华为全年销售额超过6000亿元，全球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间接用到华为的产品。与体量极不相称的是，这头巨兽仍在全力奔跑：研发投入近900亿元，居全球第六。当中国手机厂商还沉浸在产品组装、贸工技路线时，华为已奋不顾身跳进芯片研发的黑洞。

直到中兴落难，海思芯片是国内高通替代品之一。许多人才第一次窥见任正非的远见。

放眼全球，华为都是一家罕见的公司。它的生存焦虑、妥协战术和技术渴望，都深深打着创始人任正非的烙印。任正非曾说，自己是逆熵而行，强行阻止公司滑落到自然状态。

借高利贷给工程师发工资

任正非有两个远见：广积粮，吸取工程师红利、妥协求和，不跟友商拼命。如今这两点智慧仍系于他一人，未被企业制度吸收。

根据年报，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6036亿元，其中研发占比14.9%，比净利润还多一倍，居全球第六。这种高研发投入已持续十余年。十年来，华为累计研发费用3940亿元，获专利74000余件，其中不乏芯片这样的烧钱黑洞。

可以说，华为正不惜代价，把收入转化成技术积累。巨额研发投入意义何在？2012年，在华为内部的《实验室会谈纪要》里，就有工程师质疑：芯片前期投入大，又没有短期回报，真的值吗？

任正非这样解释：华为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跟别人比还算活得滋润。因此要加大技术投入，把优势耗散掉，变成新的优势。整个社会都在衰退，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

任正非所言非虚。中国还未走出工程师红利，尚能以低成本从事研发。根据瑞银中国的报告，中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是美国的5倍，研发人员平均薪资却只有美国的1/8。因此，在中国投入研发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踩中工程师红利，正是华为历史上最大的幸运。这家公司1987年成立时，没钱没技术，只能代理低端的HAX交换机，去抢占农村市场。但在1990年，华为开发出BH03交换机，次年开发出HJD48交换机。凭借这两款产品，华为的年销售额在1992年超过1亿元。“华为活下来了”，任正非开会时泪流满面。

当时一穷二白的华为，凭什么能请到研发人员？理工科毕业生就是答案。开发BH03交换机的郑宝用，是华中理工大学的天才毕业生。开发局用程控电话交换机的李一男，也来自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后来他们成了任正非的左膀右臂。如果放在今天，华为将不得不跟高薪外企争抢工程师，毫无技术翻身的机会。

上：华为总部深圳龙岗区坂田基地研发中心大楼

下：2018年9月26日，北京，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上的华为展台

多年来，华为已形成一套最大化利用工程师的体系。它慷慨授予高工资、高分红，换来工程师自愿加班拼命。每个工程师的职责细分，力图流程化，随时可以替代。在研发芯片时，华为让数千工程师从复杂大电路做起，逐渐转入微电路化，最终有了上万个芯片工程师储备。可以说，华为的一整套技术研发流水线，正以工程师驱动并自给自足。

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任正非的高瞻远瞩。1993年，华为自研业务启动不久，任正非开始借高利贷给工程师发工资。1999年，任正非去北京研究所视察，问所长刘平：你们怎么才这么一点人呀，不是叫你多招吗？刘平解释说，害怕人多了没事干。任正非生气了：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人来洗沙子也可以。

除了善用工程师红利，妥协求和的竞争策略也是任正非的智慧之一。

2002年，华为杀进美国市场进攻思科，在产品功能上极力模仿。2003年，思科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华为向媒体展示自己的知识产权，并透露与思科的谈判细节。人们逐渐认为，思科是在阻碍竞争，它维护多年的“不垄断”形象摇摇欲坠。

胜利天平逆转之际，华为并未乘胜追击，而是主动放弃了美国市场，与思科签订和解协议。对其他友商，华为也有时制定偏高售价，给友商留下存活空间。在《华为基本法》的第一条，任正非写道：永远不涉及信息服务，不与运营商争利。

任正非这样解释：如果在市场上到处树敌，会被群起而攻之。我们宁愿放弃一些市场，也要与友商合作。要主动示弱，以土地换和平。

多年后，任正非形容这些战略“只有将军做得出”。他形容自己是指挥着几十万人对城墙口冲锋，用每年1000亿元的弹药饱和攻击。这是他的长远大计：用知识产权建立“核保护伞”，让华为在相对友好的国际竞争中长大。

然而，这却不是商业公司通常的策略。任正非表示，自己是在有意对抗“熵增”，逆自发性而行事。换言之，如果换了其他领导人，做出的决定可能恰恰相反。

在华为内部，有人这样形容任正非：一人下令，万人执行。多年来，任正非依靠权威，长远大计都未受到挑战。但换了继任者，还会有这样的深谋远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