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叙事，一旦被明显的功利心和意识形态所驱使，那么历史就不可能完整，或者说通常所流传的历史不过是被建构的历史而已，所谓的回到历史现场也就更加不可能了。曾几何时，中国的历史叙事就走入了这样的怪圈，且已根深蒂固，至今难以回到正轨。

在重温近代以来天津的城市发展与变化时，在努力翻检和寻求海河的历史或故事时，有这样一个曾直接影响天津城市文化的历史人物。他就是古斯塔夫·冯·德璀琳（Gustar Von Detring），一个当年曾红极一时、尽人皆知的大人物。

作为英籍德国人，德璀琳1877年调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从此任职长达22年之久。德璀琳认识近万个汉字，能读懂《康熙字典》，还出任了13年的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兼任海河工程委员会主席。凭借自身的地位和独特魅力，德璀琳开始投资入股利顺德大酒店，并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丰厚的企业利润。德璀琳于利顺德的功绩堪称卓越，但是他为历史所铭记的却不仅于此。

参与天津建设的“主人公”

在参与天津的城市建设中，作为大清帝国忠诚的雇员，德璀琳更是表现出高度的主人公精神，这一点是清末民初的中外人士有口皆碑的。至于德璀琳具体做了哪些政绩工程，不妨简单列出吧。

大龙邮票，是1878年清朝政府海关试办邮政发行的中国第一套邮票。主图是清皇室的象征——蟠龙，德璀琳直接参与设计了邮票。

1878年，直接参与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的票面设计；

1882年，建议李鸿章在天津增收海关关税，用于船厂建设；

1895年，与津海关道盛宣怀、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博士协商创办并资助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当年称为博文书院，英文为Tenney’s College，丁家立为首任院长）；

1886年，建议李鸿章修建天津―唐山―山海关铁路；

1886年，创办天津第一家英文报纸《中国时报》；

1892年，主持建造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大楼（又名戈登堂），这是中国第一个通商口岸市政厅；

1894年，参股创办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

1896年，主持建造天津赛马场；

1898年，指挥修治海河，利用挖出的海河淤泥垫高天津东南部的低洼沼泽地，成就了今天富有魅力的五大道；

…………

当时的媒体如何记述德璀琳呢？《京津泰晤士报》在德璀琳去世时写下这样的评论：

在我们的商人以自由的精神开辟新的商业领域时，他满足了他们。他一向把自己当作贸易的助手，而不是贸易的控制者。在他的本职工作中，他决不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税务司管辖范围之内；他不断地在总督的耳边说些新的想法，诸如引进新的牲畜与水果的“品系”、造林、医学教育、陆海军体制、采矿、铁路以及设施完全的大学等，各种各样的创新都会在税务司身上找到一个坚决的拥护者。

从1878年到1893年，作为英国工部局董事会董事长，他对外国侨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工部局把剩余的税收用来购买有害健康的水坑和租界以外令人厌恶的土地。这一政策，在后来租界当局的领导下，终于在1898年成为英国扩展租界。他以非同寻常的远见倡导修建戈登堂，预见到未来社区的社会需要，沉静地把所有“白象”的嘲笑一笑置之。1888年至1889年，他劝说总督让林德先生对海河组织了一次水文勘测。18世纪90年代中期，海河开始自行淤塞，租界与天津城区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德璀琳先生极力支持工部局与商会制定的补救措施。依据职位，他是海河工程委员会的委员，他的指导与建议使海河工程局获益不浅。尤其是他是当时主张英租界实行地方自治政府的倡导者；对市政权这个使领事和使馆当局都感到非常头痛的问题，他进行了长期而又艰巨的斗争。

他对天津的持久繁荣所发挥的影响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实在很难在我们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中找出有哪一阶段德璀琳先生没有投入很大的和有益的力量。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在华北占有如此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地位，以致我们不可能在想到天津时不想到他。

1993年出版的《利顺德百年风云》中，编者这样写道：“站在公正的角度，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平心而论，这位利顺德饭店股东，在中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方面，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不管是交通运输，还是电信通讯，乃至开中国现代化邮政的先河，都存有德璀琳先生的政绩。对于近代天津的文化教育和市政建设，可以说几乎每项都与利顺德饭店及其股东德璀琳的决策有关。譬如说，天津第一所大学、第一家印刷厂、第一种报纸、第一条马路等，都可以从中窥其一斑。”

大清帝国“不挂牌的外交部长”

德璀琳的另一项声誉来源于他是辅佐李鸿章开展外交事业的洋顾问。

关于德璀琳辅佐李鸿章并为大清帝国效力，非一两篇文章所能全尽。可以说，大清帝国引用德璀琳的这种国际合作，从1876年其任职烟台海关税务司，妥善处理“马嘉里”一案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华时就开始了。在被调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后，德璀琳更是热心参与到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大清帝国的外交事业中。例如，1881年以“平等条约”著称的中巴《和好通商条约》、1884年的《中法简明条约》，德璀琳均以清方代表的身份参与谈判，草拟条约，为保证中外关系正常化做出重要贡献。

特别是在面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中日冲突以及对日谈判和签订《马关条约》的外交斡旋中，德璀琳被委以重任。当年，李鸿章在致恭亲王奕䜣的函中这样写道：“鸿章与樵野等再三斟酌，惟有拣择洋员之忠实可信者前往，既易得彼中情伪，又无行迹之疑。查有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津供差二十余年，忠于为我。六年俄事，十年法事，彼皆暗中襄助。十一年伊藤来津与鸿章订约，该与伊藤幕友某英员相识，从旁赞导，颇为得力。”历史的结果是，德璀琳临危受命，不畏困难，不惜个人荣辱，虽未能马到功成，但是其“精忠报国”之心可见一斑。

简要来说，像曾担任李鸿章私人秘书的美国人毕德格一样，德璀琳能够在大清帝国的末期崭露头角，除了自身能力不凡和具有国际视野外，显然也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脱不开干系。李鸿章慧眼识珠、尽力提携德璀琳是应大清帝国的外交之需，也与他本人想要力挽大清帝国颓势、建功立业的心理有关。

鉴于德璀琳的卓越政绩，大清帝国曾先后授予德璀琳各种国家荣誉，包括三个等级的双龙宝星，三个等级的中国官衔。其间，1896年因赴日调停，被授予一品顶戴花翎，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外籍人士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了。在天津著名的泥人张手工艺品中，就有慈禧太后下谕旨、李鸿章破例宣旨、德璀琳如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一样，单膝下跪领受封赏的一件作品传世。

总之，不管是上天注定的缘分，还是时势造英雄的大势所趋，德璀琳在李鸿章幕府乃至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除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以外的第二重要的角色。为此，利顺德的另一股东、继任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狄更生曾评价说：“德璀琳先生25年，几乎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因而，到北京的外交使团，要不先到天津见过德璀琳先生和李鸿章，是什么也干不了的。”《京津泰晤士报》说：“德璀琳目光远大，是一个远远地生活在他时代前的伟大人物。”

长眠海河见证近代中国的“洋大人”

当然，关于德璀琳的角色与历史作用和地位，一段时间以来是颇有争议的。

其中一种有价值的观点认为：从大清帝国获取利益这一角度出发，显然，像总税务司赫德一样，受雇于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于大清帝国来说属于“自己人”；但是，德璀琳毕竟是外国籍公民的身份，毕竟还有自己的母国，作为“不挂牌的外交部长”，当受雇国与母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该如何是好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回到19世纪后期的历史现场。

作为尚未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清帝国来说，过于适用现代世界规则也是不现实的，所谓历史之同情大概便是如此。从另一角度说，急需融入世界和充分自救的大清帝国，能够不拘一格地任用德璀琳，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前提，但那种相对开放的大国心态和大胆的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如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样，德璀琳在协助大清帝国正常邦交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那种熟悉国际规则、懂得外交妥协、善于与人沟通、精通多国语言等外交综合实力，无形中也在影响着李鸿章以及其他内政、外交官员，甚至爱新觉罗皇室也颇受感染。或者可以说，大清帝国后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摆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能够开始慢慢遵守国际交往规则，能够在多数时间里与各国友好往来，能够借助西学发展自己，德璀琳是有一份功劳的。

因为这种跨越国界的突出贡献，德璀琳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和赞誉，曾先后被9个国家授予勋章，对于欧洲文化浸润下的德璀琳来说，这些荣誉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长眠于现今天津市马场道一号院内的德璀琳先生，当年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学术界公认的一句话是“近代中国看天津”。不错，近百年来，天津几乎承载了近代中国的全部印记。如果从江河文化的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就要看海河了，因为没有哪一条河流能够像她一样全景地、切身地见证近代中国和天津一路走来的坎坷。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置身现时的天津，哪些文化景观能够让人看到近代中国和天津百年的历史呢？这一点天津人和历史文献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外来者：非海河边的租界区和小洋楼莫属。

当我们徜徉在解放北路的金融街，游走于意大利风情区，或者坐在利顺德大饭店享受一下150多年的现代气息时，大概没有人会记起这一切都与德璀琳有关，甚至现存的老天津人也没有几个能数落出德璀琳这个洋大人的奇闻轶事。是的，人们确实将这个与天津城市建设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人忘却了。

历史既然会有选择地记忆，那么历史也就会有选择地遗忘。其实，选择不过是自以为聪明的人的举动，那充满灵性和历史厚重的海河水不会那么愚蠢，别看她现在还浑浊，待到河清天晴之日，包括德璀琳在内的全部历史真相和真情，就会喷涌而出。

（文／商昌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