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谭盾 采访、整理/蒲实

13岁时，我已是长沙的“小天才”，在长沙中学生音乐歌舞团做音乐总监。听说新疆南疆军区要招指挥，我想去考。招生条件是18岁以上，一进去就是排级干部，发把枪。我舅舅在派出所工作，把我户口年龄改大了5岁。招生老师过来那天，我正好在中学生歌舞团指挥《清风血泪》，下午又演出我作曲的《梦见毛主席》。部队要了我，但我妈抱着我的腿，舍不得我走。1973年，我没去成新疆，只好乖乖去插队，从一个乡下到了另一个乡下，去了雷锋公社附近。一天，我正在插田，大喇叭里突然响起我从未听过的音乐，雄浑有力。有人告诉我这是贝多芬的《命运》。高音喇叭里的播音员说，这是费城交响乐团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带领下访华的演出，他们还演奏了《黄河钢琴协奏曲》。我还清楚记得喇叭里的解说，说费城交响乐团具有一种“高纯度”的“银色的声音”。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西方音乐，只觉得震撼。在乡下，我是做巫师的，天天帮农民搞红白喜事，对红白喜事的乐队了如指掌。农民们都说，费城是个特别遥远的地方，我这辈子就在乡下了。

1976年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劳作，远处来了一个京剧团的人。京剧团是唯一有乐队的地方，我一直想进。他们说我得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改造好以后才能进团。那天京剧团的两艘船在洞庭湖翻了一艘，指挥也溺水，需要人顶替，我就去了湖南京剧团。那一年，毛主席去世，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京剧团听说上海考试了，就去考试。那一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有4万名考生，只招10个人。经历了万马齐喑，正是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氛围，来考试的个个都是三教九流的天才。

轮到我面试，主考官是李西安，后来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他让我把带来的小提琴拿出来，拉一首莫扎特。“莫什么特？是哪个省的？”我问。他说：“你连莫扎特都不知道，怎么考音乐学院。”我的小提琴只有三根弦，还没来得及换新弦。我说，“文革”里我没有听过西方乐曲，但我在乡下一直搞音乐。他问：“那你可以做什么？”我说：“你把中国地图打开，你点到哪个地方，我就可以拉那个地方的民歌给你听。”他从内蒙古点到湖南，从新疆点到四川，点了好几个地方，我都拉出来了。我总共可以拉四五百首民歌，全中国所有的地方。那时我在一个破旧的垃圾箱里捡到一本《中国民歌》的书，这本书已经被我反复翻，翻得稀烂。他说，这个比拉莫扎特厉害，“考上了，我喜欢”。

我回去等通知。过了半年，得到一份通知书，没有被录取，如晴天霹雳。当时很多老师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要求扩大招生，因为要录取的人太多。10年间积累的全是接受过再教育的、很有知识和想象力的年轻人，从事什么劳动工种的都有，都很有音乐才华。邓小平特批扩大招生，招了30个。我的那批体检试管在化验时出了些问题，李西安老师专门从北京带我坐火车回到上海，在上海人民医院重新做了检查，当晚就把报告带回了北京。他特别兴奋，他的一个考生有救了。他是我的恩人。这件事直到今天还在上海音乐学院招生时被不断谈起，大家生怕可能会漏掉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每到这时就会谈起“谭盾当年的故事”。我们班汇集了郭文景、陈其钢、叶小纲、刘索拉这些人物，个个都厉害。我们过去都是搓背、打铁、种地的，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