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他是阿富汗最著名的“穆贾希丁”（Mujahideen，阿拉伯语“圣战者”，特指抗苏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率领一支上万人的普什图族武装在边境地带啸聚山林。26年前，他为夺取政府组阁权，以重炮和火箭弹轰击首都繁华地段，造成超过5万名平民死难。12年前，联合国秘书处发布的一份报告将他领导的政党称为“阿富汗三个最主要的反政府叛乱中心之一”。而在2018年7月17日的这个下午，他就坐在距离我不足5米的长桌背后，手持一摞文件，义愤填膺地向在场的媒体控诉着“加尼政府操控选民登记的不公正行为”。

为了拜会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父子，我在喀布尔等待了整整4天，其间曾经历无数通电话交涉和一次长达40分钟的面试。在阿富汗，政界人物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一种需要冒巨大风险的行为：希克马蒂亚尔曾经的政敌、“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和前总统拉巴尼都是在会见自称记者的访客时，被暗藏的炸弹当场杀死，这使得那位硕果仅存的大穆贾希丁变得格外谨小慎微。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在一次小型新闻发布会后与我稍作交谈，原因显而易见——在2016年9月宣布放下武器、与政府达成和解之后，只有混乱和动荡才能给予希克马蒂亚尔重新走上前台的机会。而加尼总统与副手杜斯塔姆之间的政争，以及围绕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发生的暴力活动，使他感到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并且迫不及待地寻找一切发声渠道。更何况，他的长子贾迈勒将代表伊斯兰党（HIG）参加10月的人民院选举，也需要在国际媒体面前亮相。

只有像希克马蒂亚尔这样的潜在不满者会认为2018年的阿富汗存在着大把机会。涉外酒店中屈指可数的住客以及民间口口相传的恐怖袭击传闻都显示：最近10年最动荡的一个夏天已经到来。在南部农村拥有大量支持者的塔利班（Taliban）度过了将近两年的蛰伏期，恢复了对昆都士省和加兹尼（Ghazni）的军事进攻。为了给拒绝加快和谈进程的加尼政府施加压力，塔利班及其分支“哈卡尼网络”在今年1月连续袭击了喀布尔的悉达特广场和洲际酒店，造成400名平民死伤。活跃于贾拉拉巴德周边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ISIS-K）也增加了制造城市自杀性爆炸事件的频率，并在北方的朱兹詹省同时与政府军和塔利班开战。内外交困中的加尼总统，一方面要回应美国政府关于加速和谈的压力，同时还须逐一应对从要求修改选举法的各大政党到支持副总统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裔军人在内的种种暗流。反倒是蛰伏多年的希克马蒂亚尔，凭借与塔利班和杜斯塔姆之间的历史渊源，出镜率与日俱增。39年前他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如今依然是。

2002年在美国支持下移植于阿富汗的三权分立政体和集中式管理体制，一度造就了高达21%（2009）的GDP增长率和5次成功的全国性选举。但随着宗派矛盾的再起和腐败状况持续蔓延，经济复苏的动力已经趋于枯竭。“外来人”加尼总统与整体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更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从前穆贾希丁领袖、部落长老到卡尔扎伊时代的退休官员，都企图充当资源再分配的仲裁人，并且具有同样浓厚的排外色彩。百业萧条之中，只有罂粟种植和鸦片制备行业维持着异乎寻常的增长——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今年春天发布的报告，2017年阿富汗全国罂粟种植面积超过30万公顷，鸦片产量接近9000吨，创造了40多万个工作岗位，均为历史峰值。它们所创造的黑色财富，更进一步流入走私、军火贩卖等地下经济活动当中。

在“大博弈”和美苏“冷战”的顶峰期，外国干涉势力曾竭尽所能维持阿富汗政权在形式上的独立，以构成一个缓冲地带；但在今天，外界关心的仅仅是使动荡因素不至于向周边地区蔓延，而放任阿富汗国家本身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在此刻的喀布尔，没有英雄主义，也不再有理想主义；有的仅仅是为生存做出的苦苦挣扎。外来者永远无法理解，为了说服自己留在这片无政府边缘之地，这里的人曾经付出过多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