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洪亮

1919年是个多么特殊的年份，在大众的历史记忆中仿佛被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的如火如荼凝固了，其重要性甚至成为惯常认定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交界点。有趣的是，1919年也是齐白石人生及其艺术的关键节点，这一年白石老人真正开始成为“北漂”，定居北京，决心“衰年变法”，开启了他步入辉煌的行动模式。

囿于研究历史的惯性思维，我们曾试图通过史料的搜寻，找到齐白石与新时代、新观念之间的联系，但两条线并未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在此处有实质上的重合。历史固然有大潮和趋势，但映射到每个历史中的人身上，却是复杂而细腻的。个人与声势浩大的历史大背景有所疏离，恐怕才是真实的，艺术或许自有其发展的规律。

境遇的节点

齐白石生于1864年，他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一生中绝大部分生活在乱世，能活下来，还能有所建树，一定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处世之道。1919年后所绘的这幅《草间偷活》，画面上一只蛐蛐儿藏于寥落的草丛之中，表达了齐白石的一份自喻。此后他画了多次这个主题的作品，以不同的形象来阐释“草间偷活”的理念。

相似的感受出现在1920年，他刻的朱文印“阿芝”（北京画院藏）的边款上：“庚申四月，白石自制。时故乡再四兵灾，未知父母何处草间偷活，妻子仍旧紫荆下否？”此时，齐白石已在北京初步安定下来，开始思念家乡的父母、妻儿了。但“偷活”中的不安全感，恐怕是贯穿了齐白石的一生。

1919年，能成为齐白石人生最重要节点的原因是这一年他真正在北京定居了。而此前，他在湖南已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画家，为什么要当“北漂”呢？北京画院藏有一张宽20多厘米的小画，名为《墨芙蓉》。这是一幅被油污染的画，按一般人来说这张画必然要扔掉了，但齐白石的一段题跋不仅说明了来京的原因，更救了这幅作品，使它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凭证。齐白石写道：“劫余之纸为油所污，非惜不能舍，因借此以纪丁巳之乱也。”《墨芙蓉》作于1919年冬，为什么发生于1917年的“丁巳之乱”这样刻骨？哪怕两年之后再见当时这张劫余之纸为油所污，也要慨然纪之？我们去回查齐白石的年表可以看到，他来北京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乱”！1917年，湖南因连年兵乱，民生多艰，又致盗匪四起，齐白石应好友樊樊山的邀劝到北京避兵匪之乱，而此次北行仍是动荡，刚到北京又遇上张勋复辟，随友避往天津，一个月后再回到北京，可谓惊险！但在北京，齐白石不仅遇到了对他艺术创作影响巨大的知己陈师曾，也认识了凌文渊、王梦白、姚茫父等新交，旧友在京者亦不少，“客中并不寂寞”。到九月听说家乡乱事稍定时，他再次返回了湖南，但再次回到家乡的这段时间里，兵乱益重，已然声名在外的齐白石又被土匪盯上，他带着家人辗转躲避，时刻提防。这迫使齐白石在年近六十时做了一个非常痛切的决定，那就是从此“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可以说，“丁巳之乱”是齐白石人生境遇大转折的酝酿期，而所有萌动的嬗变，又集中在1919年爆发。《墨芙蓉》这张画恰恰佐证了这个事实缘起，而且用此油污来代表齐白石的心情，应该说是有纪念性、标志性的作品。有人说在齐白石笔下无废画，常是指他的绘画功力之高，我看这幅作品则是齐白石的巧思，将“废画”变“佳作”的范例。

1919年，齐白石在北京不仅逐渐安定下来，还开始了刻印、卖画的生计，虽不十分顺利，但也衣食有着，更得了继室胡宝珠，也算“偷活”中的一份愉悦，开始谋划他的“变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