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的核心是能否建立信息平台

三联生活周刊：首先说说这次获奖吧，您个人的获奖感受是什么？

王名：其实我有点意外，我的感受是他们也在探索一种新的视角，希望超越文化边界来拓展学术视野。我的研究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但并不直接局限在中国，而是社会转型中间出现的一些组织带来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的影响，这种研究放到亚洲视野来看，是有可能超越国家的。

这个奖的名字是“福冈亚洲文化奖”，那么我们希望探讨的亚洲文化是什么样的？首先肯定是亚洲共识；然后是人，有人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我的研究关注的正是人的活动。

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比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建立NGO交流，遇到了很多困难，主要就是语言障碍。但是这个障碍是可以超越的，比如有一个在中国获得“中日友好使者”称号高建邦雄先生，他在黄土高原做了25年植物活动（注：1991年起），我跟老先生关系比较好，我知道他到现在中文也不太好，但他还是用行动感动了中国社会。所以国界也是这样，看起来边界很高的，但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超越这种边界的。我的理解，他们也希望找到这样一个视野，怎样走出静态的文化，怎能够对亚洲的未来有所影响。这个奖的积极意义，不仅是对传统的认可，也是走向未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学术上打破国界，具体来说怎么做呢？

王名：我做的研究不是纯学术的，其实带着更多的实践性，关注现实，并在现实中开展活动，按学术标准来说，不是纯理论性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平时是一边做政协委员，一边做学术研究，两方面您偏向于哪方面多一些？ 

王名：我做了15年政协委员，所以我一直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影响政策，我也积极去参与。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的变化，也是政府自身的改变，执政者也在调整。我不希望成为一个简单的反对者，包括《慈善法》出台，我前期也参与很多起草工作，《慈善法》出来以后，我跟政府的对话也很多，我也愿意跟政府合作，指出我看到的一些不足，他们也愿意接受，因为这对社会转型是好事。

三联生活周刊：《慈善法》实施的这一年，最让你关注的是哪方面？

王名：《慈善法》出台这个时机可能是一种天意，因为中国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聚焦度很高，同时移动互联技术在中国也很成熟了，天时、地利、人和。

我最惊喜的是，《慈善法》第三章“慈善募捐”规定，国务院要建立三类信息平台，第一类是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建立的信息平台，第二类是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指定的信息平台，第三类是慈善组织自建网站。统一信息平台9月5日已经正式运行，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去年8月30日民政部正式公布的13家平台，包括腾讯、阿里、百度、轻松筹等；第三类是民政部正在加紧制定的慈善组织自建网站规则。

这里面有很奇妙的成分，这三类信息一旦发布出来，就会形成一个慈善大数据，公众就可以随手获取慈善组织信息，要想了解一个慈善组织，不需要到政府相关部门，上网一查就可以。它真正的作用是把慈善组织交给社会了，如果没有《慈善法》出台，这几类信息都是分散的，信息量很小，可靠度也不高，不完善，缺乏公共性、强制性。其中第二类平台跟官方平台的差别在于，首先是由政府指定的，有一些政府授权和职能委托，但这些平台最终还是由公众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这三个信息系统其实是《慈善法》最终能不能达到建立之初目的核心的关键，你觉得建立的时间要多久？

王名：我原来估计会比较长，可能要三五年，现在发现还挺快。实际上，现在的互联网已经不是跟着走了，而是走在了前面，技术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三类平台今年都能启动，两三年内就会有效运转起来，那时候比如捐赠、求助，获取想要组织信息参与一些慈善行动就很容易。过去我们都担心（慈善信息是）假的怎么办，比如慈善组织自己发布的年度报告掺假的就不少，包括提交给政府的评估报告，但以后都不用担心，系统内是一环扣一环的，所有环节都能检查，系统也会检查。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理解成这样的信息平台，从技术上来说难度不高，但是需要一个明确的制度安排来引导才会出现吗？

王名：信息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入，但是中国的现状是，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和投入，就能建立比较健全不断更新的信息平台和大数据。我个人为什么特别重视指定平台，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技术知识和资金支持，背后有企业，而企业是由利益驱动的，它的利益来自更大的民众参与，是有滚动机制的。

公众选择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机制，政府只是监管。只有老百姓更多地使用平台，平台的功能才越大，吸引的人会更多，对慈善组织来说，信息公开的压力就越大，政府也越愿意委托自己的职能，公信力不就高了吗？当然，我个人认为13家太多了，对老百姓来说，甄别很费时间，所以我的设想是能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最后从13家里选出来4到5家，既有选择，也不是一家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