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达尔文不应为这些以他的名义所犯下的历史罪恶负责。用萧伯纳的俏皮话来说，达尔文不过是“巧遇别有用心者”而已。达尔文在临终前已经认识到，他的思想被人滥用了。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达尔文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已语带幽默地说：“我偶尔在曼彻斯特的报纸上读到一篇讽刺短文，文中说我已经证明强权即公理。因此，拿破仑是公理，骗子也是公理。”

就历史渊源而论，纳粹提倡的种族灭绝可以追溯到哈克尔(Emst Haeckel)。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人，竭力为德国的种族主义寻找科学依据。哈克尔最著名的主张就是：个体发生学再演了系统发生学。他认为，已经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个体发生学，即动物个体从胚胎发育为成年个体的过程，重演了系统发生学，亦即物种从比较原始的形式发育为较高级形式的过程。例如，婴儿的鼻子扁平，通体无毛，代表了人类进化的原始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低级”的蒙古(亚洲)人种。而一个高加索种(白种)幼儿的成长，重演了最终成为典型欧洲高级种族的演化过程。哈克尔主义者认为低能儿童患唐氏症候群的特征，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副标题“生存竞争中种族的保存”曾受到种族主义者的热烈欢迎。达尔文甚至作了这样的解释：“人种之间也有差异，就像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一样。”它导致《物种起源》一书出版20年后有一位名叫马歇尔(Alfed Marshall)的英国评论家，居然说出了他的一些同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说：“毫无疑问，英国种族的扩张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英国的下层阶级迅速增长，超过道德和素质都较优越的阶级，那么，不仅英格兰本土的人口素质将遭到破坏，而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后裔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聪明。再者，如果英国人口的增长赶不上中国人，那个无精打采的种族会蹂躏地球的许多地方，而本

动物生存竞争的竞技场就是自然界，达尔文把它比作一个“由成万个楔子紧密排列而成的弹性面，受连续不断的敲击。有时敲到这个，有时打着那个”。每一个楔子好比一个生物种或变种，而每一次敲击就是天择的驱动力。由于每一个楔子可以往里挤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打进去一个就非挤出一个不可。因此，一个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一定会排斥适应能力较弱的物种。二次大战时，瑞士边境难民云集，人满为患，瑞士人封闭边界的借口是“船已满载”。以达尔文的观念看来，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也十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