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做纪录片至今，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蒋：现在一般人看个纪录片，他不会说它不好看，但他会说：“唉，真不容易。”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纪录片——包括国内国外的——能很吸引人。有些搞纪录片的人觉得“我做的是纪录片呀，我干吗要好看？”还有人觉得自己是在搞思想启蒙运动。我不喜欢这种精英式的做法。我以前的困惑是，纪录片属于纯粹的个人爱好，拍这玩意儿给谁看啊；现在的想法是，如何能用影像把生活拍得很到位，又能表现思想，然后结构、节奏也能吸引人。

蒋：对。我觉得纯粹的东西是影像，这必须有追求，而中国缺的恰恰是这些东西。我反对纪录片搞运动，反对说一个业余电影时代到来了，我认为影像是一种非常专业化的东西，不是人人都能搞。它不是一个运动，不是反对什么的工具，它是一种审美的东西，用影像说话、表达思想的一种东西。你唤不起什么东西，无非是今天老百姓嗑着瓜子看你，气愤一下，明天他照样过。做纪录片需要专业化，一是你对影像的热爱，一是你想反映什么。这是个很寂寞的工作，你需要等待，多数时候你不知道你会拍到什么。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还要从审美的角度去考虑，考虑视觉冲击力。我喜欢日本的小川绅介，他在拍摄《牧野村千年物语》时，不仅关注这个村的村民，还关注村民关注的东

记：你从一开始拍纪录片就没有把它当成是一种客观的纪录？蒋：你选择了题目就是选择了态度，拍纪录片就是表达对社会的看法。很多纪实性的短片喜欢剖取一个生活断面给你，我觉得不是这样。也有人喜欢不间断地拍摄，认为这样才真实，我觉得你没有选择说明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总的来说还是在低水平上重复。这和我们没有纪录片传统有关系，比如我摸到了一些门道，但是种种原因我搞不下去了，我不拍了，又一个年轻人来拍纪录片，他会重复我走过的路。而西方的新人可以超越其前人，从方式上，从美学理念上。中国有很多题材可供选择，而国内做纪录片的人也正是反复考虑题材，对形式、审美考虑的很少。

像《生活空间》的意义可能更多是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它用一种平民视角去纪录、看待普通人的生活，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纪录片”。它有很多纪录片的因素，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纪录片的普及，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转换。但它总的来说是一种消费品。我认为应该坚持个人立场做纪录片，我跟《生活空间》这种栏目最大的区别就是，我的片子不是对客体的表现，而是认识，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但是纪录片一旦进入了一个工业体系，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

你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表达下去的方式。即便当时我们不少人也要靠给电视台打工来维持，像做MTV、广告、专题片(我到现在仍是如此)。后来，因为资金或其他原因，有人转到故事片，有人到电视台工作。近几年有数十个电视台成立了纪录片工作室，肯定有我们这些人的影响。

我想做真实的东西。其实当时多数纪录片如《流浪北京》、《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大树乡》等，都以访谈形式，以为被采访者讲的就是真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一部分主流话语的，我们不要解说词，我们要客观等等。后来接触了很多国外纪录片，发现我们的思维总是找到一个标准或规范，去学习，去模仿。纪录片实际上可以采取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