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亡与缅怀

欧洲最为辉煌的建筑古迹，无疑是古罗马遗址。那么，古罗马矗立千年的恢弘建筑从何时开始被重新认知，又如何以文物古迹的身份受到关注和保护呢？同许多古代建筑一样，进入人文主义学者的视野，是它们重新焕发容光的第一步。而引导人文主义学者的目光重回昔日历史的，正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

1337 年，被后人誉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之父的诗人、学者彼特拉克(F. Petrarch)第一次拜访期待已久的罗马。面对随处所见的凋败，彼特拉克感伤流泪，并深深怀念失落的往昔……这感怀随即被提升为一个极富浪漫主义情怀的新概念——“罗马伤怀”(Deploratio urbis)。这个概念的兴起大大鼓舞了人文主义学者谴责毁坏古物的行为。游览、记述乃至收集古迹、文献和艺术品蔚然成风。

▲ 万神庙穹顶结构示意图  罗隽 绘

古物和艺术品收藏热很快从人文主义学者、艺术家的圈子向外扩展。早期的收藏世家通常将破损的古代雕像和碎片按发现时的残片原样陈列于室内或宫殿庭院。15世纪开始，事情有变。残品被补全并用作建筑装饰。如达·芬奇的老师韦罗基奥(A. del Verrocchio)，因为惊叹少年达·芬奇的绘画天才，自愧不如而放弃绘画。后来，转向雕塑的韦罗基奥开始为古代艺术品收藏者修复雕像。安放于美第奇家族花园入口处的一些古代雕像，便是经他之手。

▲ 佛罗伦萨新圣玛利亚教堂

由收藏热带动的雕像修复热，随后又扩展到对城墙、桥梁等大型遗迹的修缮和翻新，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古迹古建在历史、文化和审美上的多重意义。15世纪之后，“古迹（monumento）”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广为传播。作为带动这一切的起点意大利，被誉为欧洲历史建筑修复和保护的发源地。

修复及其两面性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迹古建的翻新、改良及修缮，大多由教皇主导。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类多发生于文艺复兴初期。所涉对象多为当时尚有使用价值的古迹，如教堂、桥梁、输水渡槽、以及被教皇用于住所的哈德良陵墓等重要建筑。其基本特征和目的是古为今用，全部或部分地使用古建或古迹中的构件或材料，以服务于当时的宗教和世俗生活。除了教皇，一些显赫家族亦出资修复一些能为己用的古建或古迹。第二类多发生于1527年的“罗马浩劫”之后。所谓“罗马浩劫”指的是罗马神圣帝国查理五世下令其属下的雇佣军，对罗马展开的军事打击。这类修复所涉的对象主要为城市中业已毁坏凋落的地标性公共建筑物或构筑物，诸如城墙、广场、大教堂、方尖碑、凯旋门、纪功柱等。其基本特征和目的是为了回复荣耀。两大类修复项目的具体实施，都依靠一些知名建筑师如布鲁乃列斯基、阿尔伯蒂以及被誉为“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文化知识界精英。

▲ 拉斐尔16世纪初绘制的万神庙大圆厅局部

两类修复都较为有效地保护了古迹。但具体实施之时，或大量使用一些回收的古迹部件和材料，如很多教皇和显赫家族都在大角斗场以及其它古建古迹地拆卸、挖掘其间的一些材料或构件，用于自家的房屋建造；或大量拆除一些中世纪构件以及普通的建筑和民居，如罗马卡匹托利欧广场翻修工程中便拆除了大量中世纪哥特式构件。对于罗马和佛罗伦萨的一些中世纪教堂来说，与其说修复，不如说重新设计。这些做法又可谓对古建古迹的人为大破坏。这种两面性，也成为千百年来所有修复项目中难以摆脱的困境和辩论的焦点。什么是有效的修复？修复是不是反而破坏了文物古迹？因此，文艺复兴被誉为修复保护之起点的同时，又广遭指责。有些人甚至将其归结为大规模系统破坏的年代，教皇们则是破坏古建古迹的千古罪人。

纵然有如此突出的两面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修复，意义重大。对诸多重要古建的修缮，不仅让今日意大利成为西方古典建筑的大本营，也为欧洲古典建筑的修复和保护提供了某些技术上的参考。对古建建造方法和原则（诸如比例和柱式等）的继承，亦可谓一种重要的保存行动。这种物质和精神意义上的双重保存，奠定了此后西方建筑的根基。而古为今用、回复荣耀这两类修复依然是当今建筑保护及改造项目的主要类型。

▲ 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及其周边街区的历史肌理

至于教皇们为什么会积极推动修复，除了人文主义学者的推波助澜，亦出自基督教自身传统。如《圣经》里即有许多关于修缮和维护建筑的描述，古希腊古罗马建筑的持续性也得益于中世纪的教堂建造。更重要的是，教皇们还意识到古典元素是重建永恒基督教帝国的最佳路径。虽然异教的余晖依然笼罩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公众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古迹的基督教属性层面——古迹古建成为古罗马、基督徒和帝国辉煌历史的综合象征。这种宗教皇权对修复和保护的影响，昭显了修复、保护与统治阶层及其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如此特征同样贯穿于此后几乎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文艺复兴时期所启动的一些重要古迹的修复，都未能在短期内完成，但保护之路已经开启。正如阿尔伯蒂所言：还需下一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