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去年开盘20多块，最低跌到2块多，我们一路跌一路补。”

“去年最后一共买了1000多万尾，资金投入在8000万到1亿元之间。”

乍一听，以为他在说炒股，实际上，我眼前的这位中年男人，谈的是鳗鱼苗。翻译过来，是说去年鳗鱼苗捕捞季刚开始的时候，苗价是20多元人民币一尾，但是去年苗价趋势是“单边下跌”，属于最让人讨厌的行情，最低跌到一尾苗2元多，他们公司最后购入鳗鱼苗1000多万尾，花了将近1亿元。

我们此刻所在的地方是顺德三洲鳗苗培育场（以下简称“三洲鳗苗”），位于顺德北部的水道南岸，过了水道就是北滘工业区。这是一栋2000年代风格的二层小楼，直直的走廊半开放，像是工厂宿舍，隔三米就有一道门，最后一道门内，装修得十分豪华。老板椅上，鳗鱼养殖户王应成一边泡茶，一边继续向我们讲解今年鳗鱼苗的行情。“今年一开盘，价格就只有3块多，很多养殖户像我们一样，去年投苗投多了，今年还有很多鱼压在塘里，到了今年，鱼苗开盘价格就这么低，我们开盘投了400万（苗），不敢投了。”王应成说，“我们养鱼的人，性格都大大咧咧的，但今年大家心情都不太好。”

但王应成看上去心态不错。或许是因为，他从1986年入行至今，经历了鳗鱼苗价格几轮起落。历史上，鳗鱼苗最贵的时候达到过43元一尾，价格最低的时候只有个位数。高价购苗，鱼出塘时价格暴跌，最后认亏离场的养殖户不在少数。王应成属于一直没被甩下车的人。

所有规模养殖鱼类里，鳗鱼是唯一一个依赖捕捞野生鱼苗进行养殖的品种。而鳗鱼苗价格之所以波动剧烈，是因为它每年的产量，是一个大自然黑箱，没人能预计当年的鳗鱼苗数量。

鳗鲡出生在马里亚纳海沟以西的太平洋深海，刚孵化出来的时候是一片薄薄的叶子（称为“柳叶鳗”时期），像一条完全透明的宽面条，身体里连器官都没有，只能看见一点眼睛。它们从出生地出发后，就搭上了北赤道洋流的便车，这条洋流非常稳定，一路往西。经过几个月的路程，行进到菲律宾海域，开始分叉，其中一支转而向北，随后就会途经中国台湾岛及大陆沿海。所以第一波报价是由台湾海峡的苗贩子完成的。

黑潮进入东海后，有多股水流汇聚，对柳叶鳗来说，前面几个月的路程是省力通道，到了这里，当它们接近大陆架，洄游鱼类的本能让它们感知到淡水羽流的低盐印记，它们开始发挥主动性，尝试进入河口。

鳗鱼之后的生命旅程，需要在淡水里完成。而中国东南沿海这一段漫长的海岸线，都能接应鳗鱼苗。它们一路穿过台湾海峡、广东和福建的海岸线，再沿着浙江沿海北上。1980年代，江苏省沿海，特别是位于长江口的苏北一带，是鳗鱼苗捕捞的重要港口，因为这片水域水流缓慢，滩涂平缓，像一只摊开的大手，温和拢住随水而来的鱼苗。渔民在此布网捕捞，风险很低。早年，江苏聚集了大大小小的苗贩子。

1986年，王应成二十出头，跑去长江口加入了苗贩子行列。更早的时候，中国渔民不认识这些透明的鱼苗，捕到了就拿去喂鸭。后来福建人发现了这门生意，将鱼苗走私到日本能赚大钱。王应成说自己刚入行的时候“赚钱容易，非常容易”。

有多容易呢？从渔民手里收到鳗鱼苗，当时是按斤算，“一斤2000块、3000块，价格随便讲的”。收到苗后，转手卖给福建人，这时候就按“尾”算了，两块、三块一尾，而一公斤鱼苗约有5500尾。一转手翻几倍，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利润率。最夸张的一次，王应成说他和几个苗贩子去银行拉苗款，动用了中型卡车，拉回来成捆成捆的现钞。当时“大团结”比较少见，主要是10元面值。那是“数钱用尺量，装钱用卡车”的时代。

王应成说，苗贩子和养殖户之间，建立起一种很奇妙的信任关系。假设1月1日，养殖户向苗贩子定苗100万尾，市场价是10元，交货日期是一周以后。他们会口头约定一个输赢区间，比如约定正负1元（每尾），一周后，苗价跌到8元，养殖户可以取消订单，只支付1元（每尾）的差价。假如涨价了，苗贩子同样可以违约并且只支付差价。

因为价格波动剧烈，鳗鱼苗交易以期货交易的逻辑运行，只不过这一切没有交易所，没有保证金，没有书面合同，全都以口头约定为准。这也是今天无法想象的商业信用。

1989年，王应成在江苏做起培苗场，将鳗鱼苗从“白子”培育成“黑子”，再卖给养殖户。

鳗鱼苗抵达中国沿岸时，会从“柳叶鳗”，转变为“玻璃鳗”，从“宽面条”转变为“细面”，原来只能浮游，长成“玻璃鳗”，像一条细长的小蛇后，就能自主游动了。冬春季，中国沿岸水温往往只有十几摄氏度，培苗场的作用是让它们生活在25℃～28℃的水体里，以便于“开口进食”。而且这个驯化过程还需要逐步降低盐度，让水质一点一点往淡水过渡，“玻璃鳗”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变黑，养鳗人称它们为“黑子”。等“黑子”长到10克左右，培苗阶段就算完成了。

王应成在江苏培苗时，培出来的“黑子”，也是卖给广东的养殖户。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顺德为代表，很多村镇都有集体属性的农业公司，一窝蜂涌入鳗鱼养殖行业。顺德勒流镇（现为勒流街道）就是其中的代表村镇。

“在顺德勒流稔海村，找不出一个不靠养鳗鱼发家的人”，这句话是稔海村一位村干部告诉我的，他告诉我的第二句话是，“上世纪90年代，稔海村有一年在勒流信用社的存款高达6000万元，信用社领导跑来我们村请全村人吃饭”。

事实上，1990年代，“下海”等关键词席卷社会，在广东表现得尤为明显。仅在顺德勒流镇，关于养鳗致富，就流传一句“早养早发，晚养晚发，不养不发”。

周伟强是勒流街道稔海村去年刚上任的村支书，也是土生土长的稔海村人。他告诉我，他们这个“鳗鱼养殖第一村”，1990年代几乎家家都进入了鳗鱼养殖业，也几乎都从银行贷过款，政府对个体户也很鼓励。有养殖户告诉我，那个时期但凡想养鳗鱼的人，“家里只有一间土房子，银行也能给你贷款”。1989年，周伟强刚上小学，他爸爸用积蓄和贷款，跟一个亲戚合伙投资鳗鱼养殖，第一批鱼就赚了16万元，“一人分到8万元”。

很快，这个行业迎来了第一次大洗牌。1995年和1996年两年，鱼苗价格暴跌。暴跌传导到1998年，所有人都亏了大钱。王应成与人合伙的育苗基地，1998年一共卖出去1000万尾“黑子”，平均价格14元，但是因为养殖公司亏空，很多账都没收回来。第二年，王应成就到了顺德，和经常打交道的养殖户合作，做起了今天这家培苗场。

不过这天在三洲鳗苗，我们没能见到“白子”。苗场主体是育苗大棚，粗大的热水管接入黑色大棚。棚内热气腾腾，湿气弥漫，像是走进了一个暴雨前的酷暑天。而且为了减少鳗鱼苗对光的应激反应，棚内几乎全黑，工人师傅说想看“白子”，只能等凌晨喂食的时间点，平常时分，鱼苗一定是躲在水下暗处的。

王应成说，育苗大棚也是整个培苗场投入最大的设备，他们建场20多年，光是加热设备就迭代了几轮，从烧锅炉，到液化气，现在使用的是电加热。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黑子”养护池，这个池子也有加温设备。因为广东鳗鱼养殖是在天然土塘环境中，春初气温不足时，“黑子”有时需要在育苗场等待些时日。

在广东采访鳗鱼养殖，能从不同的人嘴里听到一夜暴富的故事。金额不同，传达出来的情绪却极为相似——那是个赚钱极为容易的时代。而今年，坐在对面的王应成讲的却是另一种叙事：今年大家心情都不太好，因为日本鳗的价格突破了历史新低，鳗鱼苗价格最低的时候只有一块多一尾。

至于成鱼，历史上，苗价最高的那一年，日本鳗的出塘价一度达到33万元一吨。而今年，最高不过6万元，我们采访王应成的这天，已经跌到3.8万元。广东的养鳗人普遍判断，今年很可能又有一轮大洗牌。

但很多人的语气里，并不完全是恐惧，而是隐约带着一种期待——洗牌往往意味着重新分配，也意味着新的机会。

在广东，鳗鱼养殖已经是一门相当成熟的产业：养殖密度可以计算，烤鳗生产线可以复制，连酱汁的甜度与颜色，都有稳定的标准。但这一切的起点——鳗鱼苗——仍然无法控制。时代从来不缺暴富神话，鳗鱼行业因此始终带着一种奇特的张力：一面是勤勤恳恳付出劳动，一面又暗自希望自己是成功抄底的那个幸运儿。

（文本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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