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单位派豆子去博洛尼亚，一座美丽的意大利小城，参加一场美丽的童书展。

这本来是每一个童书编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据她事后分析，一种有负众望的恐惧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

她是一个天真的姑娘。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这是她很喜欢的工作，也是她能够胜任的工作。她喜欢孩子，喜欢故事，大学时毕业论文写的是《长袜子皮皮》。但她有完美主义的倾向，什么都想做到最好，工作的压力渐渐变得难以承受。

渐渐的，晚上不睡觉，吃不下饭，上班上一天，什么都写不出来，基本上处于怠工状态。每天给不同的朋友打电话，处于一种极度的倾诉状态。有一天，她给弟弟打了36个电话。

她本来是一个很开朗、很负责任的女孩子，这种转变自然遭到了很多怀疑的目光。公司以为她是想跳槽，同事开始指责她的不负责任。她的自我怀疑也越来越深：“一开始，别人指责你的时候，你觉得很气愤。很多人指责你的时候，你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是不是真的挺自私的？”

一个礼拜里，她瘦了10斤。

她最后还是去了博洛尼亚，并在那里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是，至此，“抑郁症”这个词还从未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除了真正的抑郁患者外，没有人可以了解抑郁带来的痛苦和绝望。”

张进，财新传媒副主编，在他自己的抑郁症笔记《渡过》一书中引用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一段描述：“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无论怎样，那都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你陷入忧郁（melancholia）的时候。”

张进回忆道：“我还记得，那时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龙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回床边。12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经历耶稣的艰险历程一样困难。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

这种时候，劝是没有用的。劝一个抑郁症患者“别多想”，就好像告诉一个皮肤烫伤患者，你别觉得疼一样徒劳。

当豆子的家人终于决定将她送去精神专科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处于呆滞状态，两眼无神，每天只做一个事情，拿着手机看电视。网络一断，立马要跳楼。“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有的亲戚都来跟我聊天。但任何事情都激不起我的兴趣。”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活着有没有意义，而不是我这样想，是病态的，还是正常的？直到我真的好了，对生活有希望了，吃饭也香了，也想念周围的人的时候，我才会这样想，原来那段时间我是生病了。”

当豆子从疾病中走出来，她仍然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会生病？正常的悲伤与病态的抑郁之间，界限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