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葛维樱）

( 矿难频仍，每次都是血的代价。图为2005年12月28日，在山西省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煤矿发生的一起透水事故，等待矿友消息的矿工悲痛万分 )

黄宝地和底层

矿难发生后，蜿蜒在山沟里的新井矿工村出现大片空房。一间房10平方米左右，地上用砖头隔出4个铺位，垫着烂棉絮，这是最底层矿工的集体宿舍。他们一个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但因为家庭负担重或者工龄短，还没挣到多少钱。事故发生两三天后，这些矿工迅速拿到工资被遣散，回家或寻找生计去了。3000名矿工及家属只剩下不到1000人。“走的矿工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黄宝地笑着说。

黄宝地没有走。“现在留下的人，是因为自己的车被水困在井下，等着政府赔钱的。”车，是矿工能够投入的最小单位的成本。矿工干一两年以后，都会攒出1万块钱买一辆机动三轮车，“除了自己干活，我还雇人给我拉车，一车煤18块钱，车工11块，车主7块”。矿工们像农民对待牲口一样充满温情地谈起自家的车。“我的车当然是换好胎，不停点的跑，比人还累。”黄宝地说,“我逃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想着车在里面，要能捞上来我还要。”已经当了7年矿工的黄宝地不仅有车，还是“带班”——手下管6个人，矿工中最小的头目。“带班”不需要成本，和矿工一起干活，上下井人数清点好，活计安排好，把矿工们在井下发现的问题反映给小包工头，比矿工一个月多拿100块钱。像黄宝地这样生活在底层矿工之上的第二层人，在新井煤矿大概有500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