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者

1933年，8岁的梁培宽被接到山东省邹平县，他的父亲梁漱溟此时正在邹平进行他的乡村实验。当时，邹平全县共有300余村，3万余户，16万余人。此地80%以上是自耕种，贫富差距不大，虽距离省城济南不远，但民风淳朴，土匪活动也不多，于是被梁漱溟等人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选作了实验区。

此前接受本刊采访时，梁培宽回忆了印象里的邹平：“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和同学到城外的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不高兴，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到达邹平两年后，梁培宽的母亲因难产去世，和当地医疗条件差有很大关系，“如果当时在北京生活，母亲也不至于死”。

对童年中的梁培宽而言，邹平似乎并不是让他特别愉快的地方，可这里对他父亲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一生事业中无论为自己还是他人都最看重的部分。从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离开学术界，梁漱溟即着手准备乡村实验。其间几经波折，辗转广东、河南，最终到山东，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在邹平施展改造中国乡村的想法，一直到抗战爆发而中断。

1987年，梁漱溟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发表了著名的对自己人生的总结：“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而他所“干”的功绩，除调停国内战争之外，主要就在于邹平——虽然从结果上看，这二者都“失败”了。

梁培宽的弟弟梁培恕晚年撰写文章回忆父亲，谈起邹平七年，他说：“我不想说这七年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做这样的区分是错误地看他的一生。但是如果我说，这七年他生活得情绪昂扬和有味，最觉心思力气得到发舒，那是不会错的。”

在邹平，梁漱溟的具体职务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术部主任，负责研究并制定乡村建设的实际方案。因为韩复榘等人的支持，乡村研究院实际是“政学合一”的机构，实验区内各级政府均受研究院指挥监督，权限很大。至于建设内容，则包罗万象，从自办农场培育种猪，到训练地方自卫，凡认为能改进村民生活而促进农村发展的，无不包括在内。但梁漱溟有自己的重心所在。

村学、乡学实验是梁漱溟强调的重点，他认为这是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在梁漱溟的设计中，村学、乡学不是简单的普及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学校，实际上是执行礼俗与政治双重职能的社会组织。村学、乡学中均设学长和学董，学长主持教育，学董主持行政，所有“村众”都是“学众”，须接受学长的“教化”，学董则根据“教化”要求在行政上加以贯彻，如禁烟、禁赌、放足等措施。具体的设计方案多有变化，但概而言之，思路是由伦理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