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11月28日，张永珍以1.5亿港元拍得清乾隆御制 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创下清瓷国际拍卖史上最高纪录 )

中国的古玩收藏风气，公认以北宋末年、清康熙年间以及清末民初三个时期最盛。有说“古玩”两字自清代始，在这之前称为“骨董”，字面上“骨”取肉腐而骨存的意思，“董”即知道了解，存的和晓得，自然是古人所遗留的精华。这种解释更像是文字游戏。骨董作“古董”沿用至今，“古玩”两字也非清代才有，《元曲选·武汉臣·生金阁·楔子》的戏文中就出现过，一个“玩”字，写尽藏家们举重若轻的庞杂的生活意趣，却也消解于历史文化传承上的那点郑而重之。

旧时收藏，能沉浸其中的不外两类人:有钱人，雅人。新晋的官、贾玩收藏，不经年头难有雅名，一句“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讥讽的就是这种。收藏四个层次:一藏、二赏、三玩、四鉴，多了要好，好了要懂，还要有将所得传给后世不至埋没的心气，所以最终收藏能达上境的，多为有钱的雅人。从古代到近现代，书画、瓷器这些门类的大藏家历来首见于世家子弟。民国“四公子”: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个个在书画、诗词、戏曲、古玩上有过人之处，其中张伯驹和袁克文便是近代史上留名的大藏家。袁克文虽是袁世凯次子，却对政治不感兴趣，“志在做一名士”，很多回忆文字都说他工诗文，精金石，玩古籍善本，宋版藏书竟过百种。宋版书珍罕，从明代起就是以页来论价，百种宋版可见袁克文藏书之精，近代藏书史上没几个人能比，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宋刻本《鱼玄机集》就是他的旧藏。袁对宋刻本《水经注》的校勘虽被一些文人学者贬为“谬论”，但在当时也成一家之说。

同为贵胄入收藏，张伯驹的境界又高出许多，据说他当年将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多卷《资治通鉴》能从头篇讲到末尾，收藏字画则以眼力、魄力过人闻名，自认“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用现大洋4万块买下晋陆机的《平复帖》，黄金240两购隋展子虔《游春图》卷，一件天下第一帖，一卷存世最古的画，归属都轰动一时。4万块大洋是个什么概念？有文章记民国时清华法学院的院长陈岱孙先生，说他月收入400多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万元，那么仅从面上数字折算，70年前张伯驹为购长不足一尺的《平复帖》用去400多万人民币，这真是普通人不能想象的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