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湛

童年的高智商与“烂”作文

我1983年2月出生于北京市，我妈是化工专业的高校教师，我爸在大学后勤部门工作。据我妈讲，我2岁时认识200多个汉字，这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妈背了一遍元素周期表，我觉得挺有意思，让她再背一遍，也没太在意，第二天醒来不知怎的就会了。后来我妈顺势教了我一下核外电子排布，在公共汽车上考我，引得旁人问我多大。“4岁半多了。”我们班的同学在上八中之前都有各自的“超常事迹”，有人跟小朋友闹了矛盾，说“你都不懂欧姆定律，不配跟我打架”。当然，欧姆定律是他的工程师父亲教的。

我爸对我上学的事特别上心，为了让我早上半年学，带着我跑了好几所学校，最后刚刚落成的樱花小学接收了我。后来我爸还带我测过智商，先去了某个医院测出来110多（让我画画，我真不会画），他不满意，我们又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测了一次。因为某项成绩超出了量表，最后结果是160以上，这下他满意了。

我小学一年级是班里第二，第一名稳扎稳打，我比不过他。不过他回忆说我那会儿常常捧着巨厚的书看，低调而霸气。我记得那会儿晚上回家，常常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习，他们给我听写，给我出算数题，还跟我一起看地图、查字典。到了二年级，我爸妈又让我跳级。给我找来了三年级的数学、语文书，我就一边看“一休哥”，一边看看书。二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完自己班里的期末考试，又去三年级老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套他们的期末卷子，再开学就去三年级上第二学期了。

刚上三年级有点不适应，特别是语文，突然一下子拼音要按英文字母顺序写，我没学过，考试就得了80多分。这之后我就被打上了偏科的标签，特别是作文不行。有一次我们班春游去马甸的双秀公园，回来要当堂写作文。老师看我一下子写了不少，开始不老实了，就把我的作文拿走在讲台上念。我写了一些当天的趣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但是老师觉得不好，给了我很低的分，总之让我重写。

为了重写我又去了一次那个公园，最后抄了几句作文选里的风景描写交了上去，“一朵朵小花在阳光下绽放了笑脸”之类的。结果老师眼力过人，在所有作文选的句子下面都画了波浪线表示赞赏，给了我九十几分。这是我唯一一次作文上90分。小学的经历极大地削弱了我对写作的信心，让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写作文的人。好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明白，那种推崇做作空洞“文采”的作文标准完全是错的，引得同学们大笑的那篇才是好的写作。

过三关考入“少五”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似乎有一种狂飙突进奋起直追的精神状态，追求又快又好。当时全国出现了不少中学和大学的超常实验班，家长们也乐于把孩子送上快车道。

北京八中致力于超常儿童的甄别和培养，通过智力与非智力的测试选拔，招收北京市内智力超常的10岁学生。少年班的学生用4年时间（最近改为5年）完成8年学业。14岁高考进入大学，18岁大学毕业。少年班一开始两年一届，后来改为一年一届。八中少年班从1985年开办至今已招收超过20届，毕业生超过了500人。少年班的学制只有4年，不过这4年的影响却贯穿学生一生。社会上很多人对超常教育有各种误解甚至污蔑，作为毕业生，我有义务来澄清一下。

我考过两次少年班。我爸让我四年级时就考了一次，初试都没过，仅仅是一次预演。两年后（1993年），也就是我10岁小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八中少年班。初试有三科：语文、数学和思维。我记得思维科里有一些空间想象的题目，一个盒子6个面都写了字，展平了之后什么样子之类的。我完全没有做过针对性的准备，奥数课是上过，不过“迎春杯”也只拿了三等奖。初试从1000多人里选出200多人参加复试。复试有作文，小学班主任给了我一篇班里明星学生的作文，我给背下来了。复试作文题目是“给校长的一封信”，我就写：“校长啊，我给您讲个故事……”复试过后选出大概60个学生在暑假住校试读7天，考察智力以及非智力的能力。有一项测验是在两三个小时内在操场跑圈，跑不动了走也可以，全程不许喝水。那天很热，太阳很足，非常辛苦，有人走不动了悄悄去买汽水喝。一个1983年12月出生的小家伙走了最多圈，他叫尹希。后来我们11岁的时候还参加过一个中日青年21公里长走，尹希又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