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莫高窟 )

直到斯坦因、伯希和两次盗劫，其余敦煌文书不断地通过王道士之手，经各级官员收藏者之手四处播散后，清政府才对这批国宝有所重视。1908年6月，清政府责令敦煌知县与王道士“将此项经卷，妥为保存，毋再遗失私卖，致于咎戾”。但王道士的私买活动并未停止，当1909年敦煌文献运送北京时，仍然有许多经卷被他扣留。因此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前往敦煌考察，以及后续的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王道士仍然能利用自己私藏的藏经洞文献继续自己的“功德”。

1909年夏天，伯希和经日本汉学家、典籍收藏家、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介绍，在苏州胡同的寓所里见到了罗振玉，为其展示了所获敦煌文献中的《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10余种，并送给他一些敦煌文献照片。这些珍贵文献使罗振玉大为惊奇，如获至宝，立即就伯氏所带的部分经卷写了一份提要——《鸣沙山石室秘录》，刊入《国粹学报》，又将这些残卷影印，编为《敦煌石室遗书》。同时，罗振玉听伯氏介绍，得知敦煌藏经洞中尚有卷轴8000余卷，便立刻请学部发电报致陕甘总督毛实君，托其将劫余文书购送北京学部，并拟好电文上呈学部堂官，电文中说明购买经费先由陕甘地方政府垫付，然后由学部偿还。电报发出一月后，甘肃省就复电学部以及京师大学堂，报告以3000元价格购得所有8000卷文书，然而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以没有预算以推脱，身为农科大学总监督、学部参事官的罗振玉一再坚持，甚至要求以个人薪俸抵偿，终于使学部左丞乔树楠于8月22日下令发出《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所有8000卷敦煌文献归属学部。

然而，运送上路的敦煌文献所遭劫掠仍然没有终止。从甘肃押解经卷至北京的是受学部委托的新疆巡抚何秋辇。当车队抵达北京时，何秋辇之子何震彝先将大车接至其私宅，约同其岳父，曾任国史馆协修、内阁侍读学士的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将残卷中上品悉行窃取，然后又把剩余卷子中较长者，截割为数段，以充8000卷之数。由于李盛铎精通版本目录学，所得多为佛经之外的四部典籍、景教文献以及公私文书，其数目质量都堪称私藏收集者中魁首。根据其自己编录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他收藏的敦煌写本共有432号之多。30年代中期，这批卷子被其子女以日金8万元出售给日本东方学专家羽田亨，根据谢惟柳《鉴余杂稿·敦煌石室记》。现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敦煌文献，大多为何氏旧藏。其目录即为“何彦升秋辇中丞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六种”。而李盛铎之收藏一小部分收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后辗转至台湾地区，其余部分也卖到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