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彬如是发烧友中罕有的年轻人，他专门收藏古董音响组合 )

推开姚吉的房门，正赶上一次“斗机”。三人正襟危坐，身后是密仄的黑胶唱片架子，房间四壁悬挂着音乐家的雕版画，最亮的一盏灯打在硕大的音响组合上，因为功率强大，两只音箱散发着热浪，连带钢琴声，使屋檐下的空气显得十分浓稠。“斗”的是两只马克莱文森不同年份的功放，一个产于上世纪80年代，一个是90年代的。听得出，年头久的推动的音乐比较浓重，年份轻的略显单薄，原因是老功放出产于黑胶唱片鼎盛时期，推动黑胶唱机更有力，新功放还要兼顾90年代兴起的录音功能和CD，表现逊了一筹。“斗的并非机器本身，而是对音乐的表现力。”姚吉说，“也不是新不如旧，音乐源的变化总会使音响的设计理念发生变化。不变的是我们始终怀着虔诚的心听音乐，寻找还原最好声音的载体。”

姚吉的耳朵曾受过“超前”的待遇。他接手过留苏的父亲带回的一台电子管、粗针、落地收音机，1980年后，还把国产“飞乐”和“华声”的宣传用途的扩音喇叭改装成落地音箱，一有了“洋货”，就用上了平生第一套，也是最后一套“套机”（音响、功放和播放器出自同一品牌）——先锋8800，只用了一年，教训是日本人做东西都是样子货。1990年，姚吉成为中国第一拨玩Hi-Fi的音响发烧友，自己攒分体机器，学费交了不少。代价最高的一次是英国“天朗”音响与日本“金嗓子”功放的组合，都是好东西，放在一起就是不搭调，将近10万元的音响组合被请出家门。回忆起来叫人咋舌，可乐趣就藏在这折腾里，而且转眼迎来了中国的Hi-Fi热潮，姚吉不愁把不喜欢的音响转手。“我排在前边，东西后头都有人接着。”他乐呵呵地说。

1990年初期，Hi-Fi是个流行词，相当于今天的iPod，组合音响虽不是大众消费品，却也受到讲品质的小青年追捧。北京新街口的路边音响器材店一个挨着一个，邢海峰是混迹其中的一位。他手里攥着几张CD一逛就是一天，店员都招呼着，这样的组合适合听人声，那样的组合试试钢琴，进门边讲解边倒腾半天。半年下来，邢海峰攒起了第一套音响组合，严格按照“5、3、2”的比例来:音箱与功放和CD机的价钱比是5∶3∶2。音箱让邢海峰记忆犹新，新街口路东的一爿小店，老板大声播放着日本电影《悲情城市》的主题曲，他觉得声音如同一条毛料极好的裤子。那是当年最为流行的“卓丽”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