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们都住在北京香山一带，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的图书馆工作，丁玲和胡也频住在香山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中的房租相对便宜。三人都喜欢文学，住得又近，在穷困的日子里，有很多共同语言。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曾回忆，丁玲和胡也频二人有时绝了粮，也和他吃过几次“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

虽然穷困，这段时光却是三个人友谊最单纯的时期。后来，胡也频就义，丁玲和沈从文选择的道路不同，沈从文对丁玲在患难时帮助，1949年后丁玲也曾在自身难保的时候帮助过沈从文。然而，直到两人在80年代去世，沈从文和丁玲，在各自的危难中帮助彼此，却再也没有回到这简单的时光里了。

从相识到《红黑》杂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文艺青年们扎堆的地方。报纸杂志、出版社很多，也有很多发表文章的机会。

王增如在丁玲晚年曾担任丁玲的秘书，她和她的爱人李向东合著了《丁玲传》。李向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们三人在艰难日子里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那时，沈从文对丁玲和胡也频他们一直是很好的。”

1928年7月，经沈从文介绍，胡也频到当年年初创刊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工作，编辑《红与黑》副刊，胡也频、沈从文和丁玲在上面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歌。当时，胡也频已经成为丁玲的爱人，在杂志社工作后，胡也频和丁玲的穷困的生活好转了很多。《丁玲传》记载：“他们有了点钱，搬到了地处法国租界的萨坡赛路196号，住三层后楼，每月30元房租，另花10元钱把饭食也包在房东家。住在附近的沈从文也把伙食包在这里，每天过来吃饭。”

三个月后，三人想创办《红黑》月刊，在湘西土话里，“红黑”即“横直”“无论怎样都得”的意思。他们选中了萨坡赛路204号，合租了一幢三层楼的一楼一底房子，丁玲和胡也频住在二楼，沈从文住在三楼。三人筹备了两个月，1929年初办了起来。然而，这本杂志只办了半年就停刊了。后来，根据丁玲的回忆，停刊的原因一方面是资金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胡也频读了俄国左翼文学家的作品开始左倾，沈从文和他们“在思想上碰不拢来”，在那样的时代，三个人选择的路也开始有了分歧。丁玲曾说，沈从文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但是选择的不同，还是让三个人渐行渐远了。丁玲曾在80年代说过：“我们同沈从文，是既有共同语言，又没有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我们都穷愁潦倒，没有出路。但我们的理想前途不一样，又没有共同语言。”

和丁玲不同，沈从文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被认为是“现代评论派”，对革命一直保持距离。丁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受到了亲戚的冷落。她的母亲有民主思想，丁玲小时候就认识了母亲的结拜姐妹，她称为“九姨”的向警予，后又认识了瞿秋白、王剑虹。

在1950年11月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丁玲写了三个人当时思想的差别：“那时我们三个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李向东分析道：“沈从文在北平经常投稿的《现代评论》，主要是留洋回来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来看，是生活比较优裕的阶层，《现代评论》把沈从文当成一个骨干的作者。这批人跟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是不同的人。革命者日子往往过得很苦，对社会不满，要改变和推翻现实。”

王增如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丁玲的经历，也是她和沈从文选择不同的重要原因：“1922年，她在平民女校的时候，就接触到革命了。认识了王剑虹、李达、王会悟。当时她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又不系统。她和王剑虹才跑到南京，见到了瞿秋白，瞿秋白又介绍她们俩到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比平民女校正规一点，然后又学了一些东西，这时候她接触的共产党就更多了。但是那时候她不入党，不愿意受约束。胡也频牺牲之后，她觉着凭着自己东闯西闯的不行，要加入到组织中去。胡也频牺牲一年后，丁玲入了党。《北斗》是她参加的第一份革命工作。当时，胡也频如果不牺牲，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开会。丁玲要求去苏区，跟张闻天沟通后，张闻天建议她留在上海办杂志，1931年，她主编了左联机关刊物《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