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程世铭）

( 丘吉尔 )

丘吉尔说过，打赢了战争、创造历史之后，还要抢着去当第一个记录和解释历史的人。这很好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那十几本厚厚的历史著作。尽管历史上并没有多少人能同时成为历史的缔造者和阐释者，但获得胜利的一方总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讲历史。

学者徐友渔讲过一件事：“1986年我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徐先生的疑惑是，“为什么只有到我们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才给我们另一个版本的历史，为了不闹笑话？”

徐先生讲这番话是针对这样一个新闻事件——上海新编历史教科书，去年正式在上海市全市推广试用，今年9月被宣布停用，成为“最短命的历史教科书”。媒体和舆论关注的重点是围绕“弱化革命和战争”、“淡化意识形态”、“政变”这些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