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因素叠加，证明中国目前已经进入重大转折时刻。在这种趋势之下，告别低劳动力成本时代，从这个国家的整体而论，不是一种宣示，而是一种结果。只是有意思的是，一部法律的实施，最直接表达的却是民生的意义。■

贸易顺差

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低劳动力成本——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内需不足/最终消费乏力——加大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产能过剩——被迫出口。

谁更应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

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必须通过管制压低全部要素价格——全社会补贴工业化”。这些被管制压缩的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价格。改革开放后，以“增量改革”为前导战略的突围选择，细析之，其劳动关系结构仍一如既往——以纯经济学的方式观察，经济学家吴敬琏提供的事实是，“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使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在总资本所占比率越来越低”。在完成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中，低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越来越低的“可变资本”，按刘树成的判断，是我们“积累的长期成本”。

在商品率极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竞争力的形成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固定工制度，这是一种‘劳动关系国家化’的用工制度。我国总体性社会结构中，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国家和社会完全重合，个人利益被抽象于国家利益之中，整个社会只存在着一个层次的行政调控。在这种国家本位的体制下，劳动与资本的平衡是在政府层面上完成的，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维持着一种‘铁’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