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部分官员带有“忖度”（sonntaku）心理，将首相个人的好恶置于公务人员应有的责任伦理之上。这恰恰点出了安倍“强人政治”的本质——通过对日本社会右倾化潮流的推波助澜，安倍晋三在过去5年里营造出了一个“要维护日本的安全就要修宪，而只有自民党能提出明确的修宪纲领”的扭曲引力场；而他本人作为党内最大派阀的成员和修宪运动长期以来的旗手，自然也就具有了不受挑战的正当性。反对党在国会中涣散无力，自民党内则缺乏分量相当的挑战者，一家独大的安倍当然可以放纵其“权力的任性”，听任妻子随意插手政治，甚至默许下属违反掩盖其中的内幕。

释宪权

也会显著分散日本国民对森友事件后续调查的关注，将节节走低的内阁支持率暂时冻结起来

也会显著分散日本国民对森友事件后续调查的关注，将节节走低的内阁支持率暂时冻结起来

财务省正式向国会承认了“改篡”事件的存在

财务省正式向国会承认了“改篡”事件的存在

这恰恰点出了安倍“强人政治”的本质——通过对日本社会右倾化潮流的推波助澜，安倍晋三在过去5年里营造出了一个“要维护日本的安全就要修宪，而只有自民党能提出明确的修宪纲领”的扭曲引力场；而他本人作为党内最大派阀的成员和修宪运动长期以来的旗手，自然也就具有了不受挑战的正当性。

在焦虑情绪弥漫全国、自民党一家独大看似毫无悬念的背景下，庙堂之上的右翼政客与民间右翼复古主义者的合流，遂变得顺理成章。作为首相夫人，安倍昭惠虽未必具备清晰的政治理念，却凭本能感觉到了笼池泰典之类的右翼小丑有助于推动保守化、右翼化思维在民间（特别是青少年心目中）的扎根，乃至这种力量之于安倍政权的价值，因此不惜动用个人影响力为其提供便利。与其说这是一桩涉及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丑闻，倒不如说是在日本“向右转”的扭曲政治生态下，草根右翼与保守派政权结盟的显性表征。

经济不足，政治来补。在通过“三支箭”稍微安抚了民众的现实呼声之后，安倍开始把“正常国家化”——恢复集体自卫权，争当政治影响力和安全行动能力与经济规模相一致的全球大国——作为对抗焦虑症的药方加以提出，并汲汲以求。在到2014年9月为止的第二次执政第一任期内，安倍政权陆续实现了修订《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重大目标；而在2017年再度赢得大选之后，集中“攻坚”安保体制、并促成对宪法第9条的直接修正，自是成为其终极目标，也是安倍本人自言“希望静下心来积极开展”的。

2012年重新上台之后，安倍晋三以货币贬值和量化宽松、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复兴民间产业投资这“三支箭”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标签；历经5年多的发展，成功地将日本GDP增长率由2012年的0.9%拉升到了1.6%，劳动力参与率也由58.5%上升到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