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海洋
2018-03-08·阅读时长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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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要围剿“余额宝”的风声渐起,但撇开被金融改革挤压的银行,当下的情况是:利率上升,产能过剩致使大量债务到期难还,信贷违约不绝于耳;人民币看贬,人民币外汇占款增量迅速萎缩;宏观走势陷入2008年来最困难时期。改革并非这些麻烦的肇因,却可能被看作矛盾迅速暴露的催化剂。尽管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非改革无法化解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但在种种问题汇集爆发的时刻,却最招致阻力。
基于1、2月份经济数据,投行调低了一季度的增长预期。由于贸易和消费数据疲软,高盛还将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预期从原先的6.7%大幅调降至5%。而实际情况是,今年前两个月的出口数字远没有数字上显示的那么糟:因为2013年前几个月的贸易数据似乎严重失真,一些资本流动被伪装成出口,以逃避资本管制。尤其在深圳保税区的“出口一日游”,使得对香港出口以近70%的速度“异常”增长。如果减去每个月上百亿美元的“虚增”部分,今年1、2月全国对外出口的1.6%的跌幅就将改变为正增长,且增速将满足年初制定的全年7.5%的最终目标。
增长的“保”与“不保”,最关键的评判因素是就业。今年的沿海地区,并未因经济减速出现类似2009年的返乡潮,反而是各地节后劳动力市场屡现“民工荒”,节后企业招工工资普涨,门槛也放低了。增长进一步放缓的2013年,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比2012年多出3%,其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结构转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向第三产业,而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远高于制造业。目前每1个百分点GDP增长吸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约160万人,与2005年的约80万人和2010年约100万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相对较低的增速也同样可创造出高增长时期的就业岗位。另外,新中国成立后于1985~1991年出生的第三次人口高峰形成的就业压力虽没有完全度过,但那些未上大学深造的低端就业者均已陆续达到就业年龄,今后的低学历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减少,即使1991年出生的大学生也面临毕业了,未来1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由过剩转向短缺,就业环境会更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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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投资物语专栏,还关注地理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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