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赶在情人节前，我和S君合开了一家花店。S君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身材瘦削，皮肤偏白，头发是挑染的，一缕红一缕蓝。2月中旬，S君把老叶和老花带到店里。老花是个大龄剩女，相亲不挑人，不挑房，偏偏不爱结婚。老叶长得比老花伶俐，说话语速很快，没什么事情能干，又没什么事情等着她来干。这归咎于她嫁给了一个有本事的丈夫。两夫妻闹矛盾，老叶总藏不住，非要对S君开涮。

三四月间，花店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S君黑着脸喷保鲜水，说，莫非连爱情也变得过时了？我说，慢慢过。S君的母亲身体很虚弱，看起来已经有60多岁了，眼睛却明亮。她招呼我到天井那儿。她坐在一张靠背长椅上，前面是小圆木桌，腿上桌上都散落着塑料花瓣。她说她在做些穿花的手艺，也想找个人说说话。我谈起了不久前下的那场大雨，把我家的菜棚吹塌了。接着聊我和S君合开的花店。S君的母亲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很快就可以搬走了。我建议S君在帆布盖顶的天井上悬挂一盏白炽灯，方便照明。夏天我又断续去过她家，送甜菜和土豆，发现S君并没在天井上悬一口亮灯。待到天色已晚，她母亲的头，弯得越来越低，后背弓成紧绷的弦。

7月中旬，J城下了一场潦草的太阳雨。雨后，地面还散着暑热，一个个小水洼忽闪忽现，很快又干了。S君说暑热困财，还不如去她家坐坐。我在花店门口撂一块“停止营业”的牌子，便尾随S君去了。我不敢确定S君有没有父亲。即使有，一个常年缺席于家庭生活的父亲，大概也是无关紧要的吧。这次，天井上的帆布被掀开，屋子里的阳光四溢。S君的母亲挺直了腰，仍在做些穿花的手艺，只是塑料花瓣的样式换了。我一边削着马铃薯，一边跟S君东拉西扯。马铃薯汤快熬好时，S君往汤里撒盐，边撒边说，她也快要搬家了。我问，搬去哪里？S君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