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大仙）

那天Q上问一女孩：我叛么？女孩说：没少叛你，超叛。我说那我就先“盼”你一回吧。我一把回过身去反省，我跟叛逆有多搭边儿，我到底有多叛？可总觉着自己没怎么叛过，偶尔叛一次，也是非叛不可，等一纠正回来，比不叛的时候更中规中矩。可想而知，我基本的叛逆都是跟叛逆起腻，假装弄出个叛逆范儿伍的。我周围也有一些小叛逆的女孩，害得我经常给叛逆女青年——女叛青上课。

谁年轻时没叛逆过？年轻时不叛逆，到老了都没地儿起腻。1985年，我在圆明园诗社搞诗歌运动时，跟一帮诗人经常夜里四五点醉醺醺地在北京街头朗诵艾伦·金斯堡的《嚎叫》：“我瞅见这一代杰出的头脑被毁坏，饿着肚子赤身裸体歇斯底里，拂晓时脚步趔趄穿过黑人区寻找一针够劲儿的吗啡。”这场面在当时来说，算叛逆么？1982年，我刚上“电大”那会儿，学古代文学史，狂跟老师较劲，质问老师：凭什么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李白那诗就不现实吗，杜甫那诗就不浪漫吗？老师一烦就说：你回家自己学去吧，教你真累！哥们儿乐得从此就不上课了，家待着、单位待着多舒服呀？上那破课真耽误思考人生！我对老师的态度一贯就是，一上来就把他或她击晕了，用我的叛逆击晕！让他们觉着给我上课是件痛苦的事儿。

所以，大仙有一句非名言——年轻的时候不叛逆，到老了拿什么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