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乾隆皇帝。此图成为欧洲对乾隆容貌印象的唯一版本（铜版画）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共同垄断了航海远征的时代。到18世纪后半叶，欧洲兴起第二轮狂热的旅行探险，而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英国人。西方在著书论述中国方面也差不多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从马可·波罗以来近500年间，西方的旅行家、传教士、军人、外交官和中国断续遭遇，他们记录下来的所见所闻，无论官方、民间，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汉学体系。秦风专注于西洋涉华版画珍籍收藏近3年，在这个庞杂的架构里有了自己的入口——西方汉学中的图像系统。这一次，他挑选了英国人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原版铜版画来进行专题展览和讨论，他说：“1793年亚历山大曾跟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在近代史上，马戛尔尼这次到访是中国和西方交流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历史性格十分突出，具有比其他事件更丰富的阐释层面。”

1792年9月26日，英王乔治三世派遣特使马戛尔尼以为乾隆祝寿为名，率近百人的使团前来推展对华贸易，意图说服中国开放通商，允许英国在华设置使节。使团阵容浩大，成员分乘5艘船，包括外交官、英国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加上水手则有700多人。为了让中国皇帝看到大英帝国在工业、科技、航海等领域的如日中天，使团携带了大量英国生产的现代科技制品作为礼物，比如气泵、赫歇尔望远镜、派克透镜等。以当代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的描述，这是18世纪末“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和“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一次傲慢的相遇，也是西方和中国首次大规模的官方接触，双方在外交礼仪以及文明规范的问题上摩擦不断，最终因为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了马戛尔尼的失败——英使拒绝按照中国礼仪向乾隆行叩拜礼，皇帝于是缩短了使团逗留的时间，拒绝了英国人所有的要求。在佩雷菲特看来，学术界争论已久的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马戛尔尼使团最后虽然未能达成派遣使节的直接目标，但实质上透过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对中国的风俗、民情、物产以及军事力量有了比从前更准确的认识和评估，这些似乎都预示了19世纪中期后一系列战争的结局。这个使团还戏剧化地催生了一个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正是当年12岁的见习侍童、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47年后作为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在英国下议院那场激烈辩论中力主发动了鸦片战争。

秦风说，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为西方留下了一批关于中国的珍贵记录。最早出版的两本官方纪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由副使乔治·斯当东撰写。另一本《中国旅行记》名气不如前篇，作者为使团总管约翰·巴罗。“据我所知，目前《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本书的英文初版，价格在1.2万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1798年印行的第二版，是专为王室供书商印制的御用书，要价1.9万多美元。我自己也收藏了一本英文初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通过日本一家有名的古籍书店购得。这家店有77年历史，很多西方的日本学古籍都由他们寻购，再转售给日本政府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