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都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正邪对立分明，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作为反派的武当派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寺并驾齐驱的门派。张无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仅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而且通过他与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爱情，进一步超越了汉族与蒙古族的隔阂。到了《天龙八部》，萧峰这样的人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不匹配。金庸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概念，这与他对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中国香港人的本土认同立场的理解，密不可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重读金庸依然历久弥新，意味深长。

这个文化帝国，在时间与空间上被想象成与20世纪中叶的香港遥遥相对的世界：在这个足以和现代科技可相匹敌的文化体系里，“中国武侠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场所，在那里，其他的外来文明与科技根本对传统不构成挑战”。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乡愁般地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而且充满暴力的领地，构成了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的场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阅读的想象空间，纵深了历史记忆。武侠行踪在江南、中原、塞外、蒙古草原、大理国、帝都之间铺展游移；小说里的人物与思想，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历史的规律。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既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交相辉映，又以香港为枢纽，向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1972年，金庸封笔不写武侠。

玫瑰即使换了名字，也依旧芬芳

恍然间，我发现我在香港所追寻的，是一个已融入这座城市记忆的金庸，这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现在成了被讲述的故事。

《评传》里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固然充满张力，但造成英雄命运悲剧的复杂隐秘的力量，又非普遍的人性可以解释，那种集体无意识又人人娴熟运作的权力算计，功夫之深厚，恐怕只能叫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更合适。

在金庸武侠风靡香港的那个年代，街头巷尾的人“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而且他们谈得非常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