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焱）

( 李可染的《漓江胜境图》 )

画家对归属权已转移的作品是否有话语权？

著名收藏家、台北寒舍艺术中心董事长王定乾多次参加中国重要艺术品在全球拍卖会上的竞拍，对台湾地区艺术市场、内地艺术市场以及全球艺术市场都有亲历。王定乾说，以他这么多年的经验，也有过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真假问题的时候，买的时候很认真进行地估画，回来挂在墙壁上每天看，看出破绽和问题，请学者、专家来出具鉴定意见，找拍卖公司退款。他认为，当一件艺术品到最终需要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存在两个层面:如果艺术家已经不在世，只剩下买卖双方，卖方觉得是真，买方觉得不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不管是事实的证明、材料的证明，还是相关证人即家属、朋友的发言，最终都要看谁在法律上取得信任度。到这个层面，没有绝对百分之百的标准，恐怕都有一方最终是委屈的，除非是刻意作假的情况。“从全球艺术品市场的范围来看，中国书画在价位上始终不能达到应有的价格高度，原因就在于没有办法克服鉴定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今天存在，是多少年来一直存在。”对于在世的艺术家，王定乾建议他们对自己的艺术作品产生权利义务的观念，尽量让每件作品有出版，有著录，为将来留存一个鉴定参考。

中国嘉德拍卖公司董事副总裁寇勤认为，艺术品有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比一般意义上的鉴定要复杂很多，可以引入高科技鉴定手段，但目鉴、考鉴等传统方法不应该彻底抛弃。“启功先生说过，做鉴定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学问，既然是做学问，就应该允许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在大家达不成共识的时候，不能说五票对三票就能决定什么问题。”对于鉴定权归属，他也反对绝对化的说法:“如果是跟交易有关的鉴定，任何和交易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包括拍卖公司，艺术家或者艺术家的后人、学生，都存在一个是否客观的问题。有一部分艺术家过世之后，他的家属很明显有发言权，因为他很长时间和艺术家整个创作、生活交往是紧密联系的，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但确确实实有些艺术家的后代很少跟爷爷、外公打交道，但他也在很多场合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爷爷的，或者这个东西不是我外公的，大家对他意见的信任程度就会打很多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