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苌苌）

我1964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的天马电影制片厂（“天马”和上海的另外一家电影制片厂“海燕”，在日后合并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和谢晋在一个厂。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看过谢晋拍的《红色娘子军》，大家都觉得很动人，那时我们心中的大导演就是他。我们到厂后，先下乡两年学习劳动，然后就是1966年了。又是10年，然后整顿两年，就到了1978年。在“文革”期间，谢晋又是做“牛鬼蛇神”，又是下干校，我们接触不多，但彼此知道，因为抗战的时候他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学戏剧，我爹（黄佐临）那时候是那儿的老师。

在谢晋身上，中国人的品质体现得很强烈。那时我都快40岁了，还没真的拍过电影，心里想熬到1979年，总该可以拍电影了。虽然心里很想，但我从来没敢跟谢导说过，但他拍《啊！摇篮》的时候，就挑了两个副导演，一个是石晓华，一个是我。我后来觉得，他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怀很重。石晓华的父亲石西民 “文革”前是文化部副部长，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我和谢晋是最后一批还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有一天，北京两个刚毕业的高干子弟学生写了一个剧本，他们指名要谢晋来导，上影就把谢晋调走了。谢晋觉得他应该帮助一些人，他这时就提了两个副导演，我就这样从“五七干校”回到了上影。当时我们两人分工，石晓华管小孩，我的任务是管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