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三联生活周刊）

( 《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 年）插图。“费兹”( 哈布洛特·奈特·布朗) 绘 )

在那个真诚地相信鲁迅儿时的朋友确实名叫“闰土”的年纪里，我曾经同样真诚地相信：“自传体”小说确实是某种传记，证明就是老师讲述高尔基的身世时总会坚定地引用《童年》、《在人间》中的段落。我至今不太确定，为什么那时喜欢让我们阅读名人传记或自传体小说。或许是考虑到励志，但即便是以我当时的视界范围，已经可以明确察觉书中那个人的世界与我的毫无相似之处，因而毫无可比性或可参照之处。

尽管如此，与《雾都孤儿》相比，《大卫·科波菲尔》还是那时更受我欢迎的一本书。究竟我是否从中学到了某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我已经记不大清楚。因为当时我的心思多半花在琢磨一个我不大应该留意的人物：曾与科波菲尔过从甚密后来却背叛了他的詹姆斯·斯蒂福斯。在全书普遍以潘趣式漫画体绘制的插图中，斯蒂福斯是难得神清气爽的一个俊朗人物，在“大闹学堂”一幅中尤其如此，以至于我明知他对那位倒霉的梅尔先生很不公平，却不由自主地在心里留了偏袒，像插图上的科波菲尔一样内疚却又不敢表述。那时我看不透斯蒂福斯炉边谈话的含意；至于他诱拐小艾米莉私奔的事件，如同科波菲尔一样，我反刍了许久过往的情节才相信自己的偏袒被背叛了。即便如此，直到斯蒂福斯最后死于暴风雨的海上，我才最终确信：作者真的是要像对付一个坏蛋一样把他写死掉了。斯蒂福斯曾对科波菲尔说：“我亲爱的雏菊——我管你叫雏菊，你不介意吧？”看到科波菲尔回答“一点也不”时，我曾经有种不屑，但如今我已经不介意承认，这个绰号其实也挺适合当年的我。

把这么多注意力放在书中的一个坏蛋身上，事后证明倒也未必是件坏事。或许正是因为斯蒂福斯的线索太过富于戏剧性，以至于不大像可能发生在现实中，我忽视了这是一本原本可视为传记的“自传体”小说，所以，当我对照真正的狄更斯传记、发现小说中的记述更像是一台使用了“逢凶化吉作弊器”的舞台剧，倒也没感到更多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