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伟）

常有想进入《周易》、《老子》而苦于茫然无径者问，何种注释能为捷径？我一直以为，捷径其实是在源头，最早的注解作为源流之初，往往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启发性的解释。而追究为什么独这些注释流传下来，另一些却散失在历史长河里，则更能发人深省。

最近，中华书局重版了楼宇烈先生1980年出版的《王弼集校释》，引发我对王弼注何以能贯通历朝流传的好奇。《周易》与《老子》这两部书，《周易》在汉代曾有13家注，流传过朝只剩下东汉郑玄注。郑玄比王弼早出生100年，郑玄注到唐朝还完整保存着10卷，到北宋就只剩1卷了，王弼的10卷就成惟一幸存。《老子》早期注释，保留下来的是河上公章句与王弼注，河上公章句的年代应早于王弼注，但其人不可辨识，真实年代也就不可考。

王弼只活了24岁，他与何晏死于同年，都是正始十年（公元249）。哲学史说，何晏、王弼共同开创了玄学，其实何晏比王弼年长30多岁，作为曹爽的幕僚，官至吏部尚书。司马懿发动政变，他与曹爽一起被杀。王弼则因放荡不羁不被重用，乐游宴而避了兵变，却在这年秋天死于瘟疫。这两人，我好奇在，玄学的基点既在无与无为，为何别人的注不得流传，反倒他俩的成为经典？细想，原来奥妙在宋明理学——刻书盛于南宋，宋明理学的影响借助刻书流传，使程朱们对典籍的理解成为主流，决定了后人注释标准，也决定了对唐以前抄本的取舍，不能广泛流传就埋没了。程朱们为什么认同王弼、何晏，还有后人郭象、向秀（他们的《庄子注》）？我想，原因一是，他们能将老庄糅合、服务于儒学，从而使儒、释、道交融。原因二是，玄学的机智后来成为一种思辨方法，它尤其体现在《周易》与《老子》注中，它所展示的机智、机锋，是宋明理学生长的一种启发性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