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小笠原长生在评价以身殉国的丁汝昌时，如此设身处地地评价了这位被祖国抛弃的失败者（他死后被光绪皇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后墓地又在1959年被挖掘毁灭，其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滥命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老英雄当时的感情究竟如何？”

在评价此后多年被塑造成卖国贼角色的李鸿章时，梁启超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可谓一语道破。李鸿章当年与俾斯麦交谈，后者曾对李鸿章说，欧洲人以能打败外族为功绩，“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然而当北洋海军被困威海时，周遭几乎无人援手；当舰队尽没于刘公岛后，时人却把所有怨毒都集中于李鸿章和丁汝昌等人，全然不顾背后攻讦掣肘以及消极不为。

清军陆上战斗的结局最终被这血红的惨色覆盖。在日军各个击破下，从威海湾南岸到北岸，十余座为重炮和堡垒所掩护的炮台要塞被汹涌而来的日军所吞没。那些耗费巨资和时日，从外国进口构筑的大炮，随即被日军用来轰击已经被包围在威海港内的北洋海军。刘公岛的北洋舰队，这支被困于中国最大海上要塞的中国精锐舰队的命运，最终在众人的抛弃下沉入威海湾冰冷的海水。■

威海陆战为数不多的激烈抵抗竟然还是来自海军。当日军攻陷龙庙嘴、鹿角嘴等炮台，利用岸炮轰击谢家所、赵北嘴两炮台时，发现“敌水兵三百余人正在登陆，其目的大概是要收复陆路炮台”。日军称“登陆水兵气势嚣张，似都有拼死的决心”，“敌军拼死前进，开枪顽强应战

日军于是迅速发动了对摩天岭的进攻。《日清战记纪实》描述了清军可悲的陆上防御：“突然前方有5个地雷一起爆炸，卷起黑烟，惊天动地，炸起的泥土犹如雨点般散落。然而敌军的地雷构造都属于旧式，虽然爆炸声音非常大，但只扬起了泥沙，所以仅有一名士兵手指受伤，其他人都无事。

北帮炮台守军出击后，戴宗骞向李秉衡求调看守炮台的山东军队完全不见踪影。戴本人又和主张防御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商量”。对日军实力完全不了解的戴宗骞一经与日军交手，发现对手不是捻军，自己竟连半天也不能支持，不得不一路败退。李鸿章对于这位固执的手下如此不听令，最终也只能绝望地发电报怒斥失和的丁、戴二人：“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在山东方面，从今天的史料看，山东巡抚李秉衡不但一再误导北洋淮系陆军守将戴宗骞，也基本没有给北洋舰队派出任何有战斗力的支援部队。如此之少的兵力，让不知兵法的戴宗骞再次做出错误的决断。日军登陆后，戴宗骞不顾李鸿章一再来电反对，派出北帮炮台守军前往截击。

无论炮台还是火炮，刘公岛和威海卫的防御都可说是考虑周全。但所有武器都仰赖于高素质的操作人员，而这才是这些看似雄伟炮台群致命的短板。

南北帮炮台的主要作用，是和刘公岛上两端的炮台遥相呼应，在威海湾两个出入口形成交叉火力。”孙建军说。北洋海军的炮台建设其实并没有日军说的那样不得法。在数日后乘船考察刘公岛和威海湾时，本刊记者发现，威海湾南口中央，日岛炮台的遗迹尚依稀可见。日岛本是一个岛礁，为避免南口过于开阔，北洋海军在岛上填土建构装甲炮台，设置了包括两门200毫米口径地阱炮在内的8门大炮，和南帮炮台、刘公岛炮台三方呼应，可以说相当科学。在火炮方面，各炮台不但装备了280毫米巨炮，还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岸防武器地阱炮。

李秉衡在日军登陆后派出的唯一一支部队在石家河附近和日军相遇。李秉衡此前曾电示朝廷，己按要求派出五营河防军前往荣成布防。但陈悦说，所谓河防军在清代并非正式军队，不过是修河的民工。每个营不过300人，每营仅装备一支鸟铳和抬枪。倒是黄县转运局内有大量枪械，却被禁止运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