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钟师傅）

就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一样，我也有一大本子的习作。羞答答地拿给同桌看，她的眼神很茫然，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有点受打击。拿《围城》当《故事会》来读，十三四岁的年纪，初中在读，正是写诗写到抽风的时候。曹元朗是名诗人，也写现代诗歌。这个诗人说“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一下子把我对诗歌的认识打得七荤八素，心头微微凉。自己的诗不好，全赖那一纸的大白话。后来才看明白，曹先生在钱先生笔下就是一个半吊子诗人，却结结实实地唬了我两年。

诗歌这块地，多是男人在竞高下，技艺超卓的，领了风骚数十年。中间也有女性来抢山头，最后博出名来，伊丽莎白·布朗宁、唐朝的鱼玄机等。只是比例实在是玄虚。大观园里那一堆女诗人不算，她们是另一位曹姓先生写就的人物，若真论起来，那才华自然要算到曹先生的头上。曹雪芹那般的学问我做不到，认清自己是混不进这个队伍中去的，要么去做“吟游诗人”。其实这个职业我们也是老早就有的，只不过称呼不一样，我们叫做“莲花落”。后来的后来，就认为莲花落的存在简直就是诗歌这一曼妙文体的一声叹息。但是那会儿对诗歌的热爱依然持续，可是普希金、泰戈尔并没有在我身上灵魂附体。

诗歌用来咏物寄情，还有其他作用，比如示爱。邮差马里奥成功俘获了阿特丽契做老婆，那些用来示爱的诗歌就是从巴勃鲁·聂鲁达那里“贩卖”过来的。但是诗歌也会在某一时候变作了一根扎人屁股的针。一哥们儿曾经干过以诗示爱的勾当，结果那女生反送一首普希金的《我曾经真的爱过你》。那会儿有个女诗人成名已久，她的诗超脱与细致交糅，忍不住搜索她的照片，虽有些风姿，但她毕竟不是成了精的玉兔幻化而成的，脸上终究是有些岁月的痕迹。这和想象中出入很大，徒生相见不如怀念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