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尔：我发现动物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一种动物，尤其是一种野生动物，是一个极佳的隐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黑猩猩，既是它们自身，也是别的什么东西，例如一个象征。这种多功能性对一个作家来说非常实用。更进一步说，当下很少有小说家在他们的故事中使用动物做主角。我们已经将野生动物驱出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艺术。因此，我感到使用动物来创作小说这种手法的空间更宽敞。我喜欢。但是，我并不是为动物写作，恰恰相反，我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以谈论动物的方式。

但我现在认为，宗教是用来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存在等等问题最迷人、最完满的方式，它问出了人类所能问出的最深刻的问题。

马特尔：我也不过是某一个普通读者，因此无需得到比某个普通读者的意见更多的关注。每个读者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个人而言，我更偏爱有动物的那个故事——“派”依旧受尽折磨，他依旧失去了全部家庭成员，但是因为那些动物，他的苦难被放置在一个更宏大、更神奇的语境中。这和信仰上帝是一回事：信仰并不会减轻痛苦，但能赋予痛苦一个更伟大的意义。

“最让我兴奋的是一个同时信仰好几种宗教的男孩和一只具有野性的动物的设定。”马特尔说，“这是对人类状况的完美隐喻。我们总是向往某种更高、更形而上的东西，比如宗教、正义、民主。与此同时，我们又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动物本能，无法摆脱。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艘不到10平方米的救生艇上。”

童年时期，马特尔一家曾随任职外交官的父亲四处迁徙，先后辗转于哥斯达黎加、法国、墨西哥。成年定居加拿大后，他依旧四处旅游，去过伊朗、土耳其和印度。“我不是个旅行作家，但是异国经历确实开阔了我的眼界。世界就是一部小说，观看其各异的局部就如同对一本伟大小说的阅读。”马特尔说，“而历史就是幻象。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我的意思是，我们带着某种观点阅读历史，以此来确证另一些观点，认证某个民族神话。当然，历史学家试图矫正这些看法，努力追寻历史真相，但是，无论如何，历史已与想象混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对人们有用的东西，这种东西能够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以及他们将要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