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伟）

胡忠遇害时，我正远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上。伊尔库茨克与北京有一小时的时差，比北京早一小时。事后回忆，胡忠离世时，湖上正是烟雨迷离。随后，阳光绽出，岸边之山就突出在阳光之中，如海市蜃楼。那天傍晚，我们在贝加尔湖的源头安卡拉河湾见到层林被金色的夕阳照耀成格外的鲜亮，天则浓厚成钢蓝色，倒映在河水中，与金色的层林形成强烈的压迫。我事后总定格在这个景象中，它触目惊心。

胡忠毕竟太年轻了，年轻气盛，这是我对他最突出的一个印象。他为什么要去与暴徒反抗与搏斗呢？那样年轻而又蓬勃着的一个生命。可正是这样的生命，又才有那样一种不甘束缚之力，自信于自己能够改变一切。胡忠太坚信于自己的决断，又太自信于自己的判断力，由此，他的悲剧似乎又无以避免——这样的生命，注定了要迅速地生长，耗空，又迅速地消逝。

胡忠不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员工，却是《三联生活周刊》的竭诚支持者。十几年前，当《三联生活周刊》还蜷缩在那条幽深的净土胡同中，北京各报摊都无视这本新生的、自以为是的刊物，将它拒之摊外时，他就跃跃欲试想要做它的代理。我还依稀能回忆起，他第一次坐在我们光线昏暗的发行部里的情景。那时他完全像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单纯，稚气，但目光中透出精明，又有一种出乎他这个年纪之外的信誓旦旦、雄心勃勃。说实在的，对这样的发行商，我是会留有余地的——我不敢将一个刊物的理想寄托在这样意气风发的一个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