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下旬，历来只对明星绯闻、官员升迁、凶杀案件之类“结棍”消息感兴趣的上海市井小民们又有了最新、最猎奇的谈资。据《申报》和《民国日报》报道：应国民党当局的协查要求，法租界巡捕房自11月21日起，对姚主教路大同坊（爱棠村）33-37号、武定路修德坊6号、麦特赫司脱路陈家巷91号三处地址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挖掘，起出15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申报》的系列报道引用了一名自称“李龙章”的知情人的供述，称此事涉及政治因素，大不同于一般仇杀。而李龙章本人便是“当时参加杀埋之一分子”，现已“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故而能投书报章，“将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动，悉行指出”。

  李龙章的真名为王世德，绰号“老先生”，原系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或“特科”）下属行动科的一名枪手，当年9月在武汉执行锄奸任务时被捕，随即叛变。他的招供以及爱棠村藏尸地的被发现，使1931年国共两党间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暗战最终画上了句号。而这一系列看似跨度颇大的事件，内里却有着隐藏的因果链条：当年1月在陈家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向鄂豫皖根据地增派干部。而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当年4月护送相关干部前往湖北后，于武汉被捕，供出了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大部分办事点。尽管秘密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等人已经提前安排重要同志转移，但在沪机关还是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连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逮捕处决。为了切割顾顺章的关系网，特别是避免变节分子继续对地下工作造成破坏，特科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并对相关人员采取了处治。当年9月，执行人员之一王世德在武汉刺杀与“顾案”有关的叛徒尤崇新时被捕，供出了相关细节。而11月底最后一处被掘开的埋尸地，正是年初召开中央全会时的据点陈家巷91号。

  “爱棠村事件”是中共早期地下工作复杂性的一个缩影。在长达8年的驻沪工作期间，为保卫中央机关安全和获取敌方情报而设立的中央特科，一方面要负责执行锄奸、劫囚、盗取文件等“武”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发展线人、建立无线电台、传递消息等“文”的任务。以鲜血为代价总结出的秘密工作经验和教训，日后成为隐蔽战线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而在非常年代的严酷环境中坚持下来的李克农、陈赓、刘鼎、李强等特科早期负责人，日后也成为新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第一代缔造者。

  2017年5月23日，在中央特科成立将满90周年之际，几代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后人们齐聚北京，通过回顾充满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的故事，缅怀那些在血雨腥风的非常年代无私忘我、不计名利的无名英雄。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早早牺牲的父辈只有模糊的个人印象，或者每每要借助旁人的回忆和描述才能了解父辈的青春岁月，唯一一致的是怀念和自豪之情。特科的早期缔造者周恩来曾经以16个字对情报工作人员提出过要求：“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而许多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最终以他们的整个人生践行了这一切。

以城市为中心

  1927年11月在上海诞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特务科，前身是当年5月在武汉建立的中央军委特务科。无论是从机构成形的背景还是承担的主要任务看，都对应着当时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