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陆晶靖）

人们喜欢用一些象征不朽的东西来比附爱情，比如钻石，比如星辰。在西方国家，新婚夫妇在教堂里宣誓；在中国，喜酒摆上几十桌也是常见的事。人们对于婚礼的要求是它一定要有仪式感，要把当天的所有事情嵌入新人与宾客的记忆。人们也乐于见到一份爱情被事件化和公共化，汉语里我们说“沾喜气”，可能也是因为他人的爱情也给了我们自己一种超越平庸生活的勇气。

但爱情是隐秘的，它不是婚礼上幻灯片里展示的画面，也不是任何一段感人的誓言。这些都太小资了。爱情可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瞬间之事，在恋人们的回忆里，与它有关的可能是一种触觉，一种味道甚至是一个白日梦。在电影《纯真年代》里，步入老年的男主人公在昔日恋人窗下的长凳上坐下，这时候一个陌生的老人走过来把那扇窗关上了。窗子的反光在男主人公的脸上闪过，这道光像是他的爱情。在我们现代社会，传播是很简单的事情，很多明星和爱情有关的微博很快就会被“粉丝”们转发，鼠标一点加上一个心的符号就代表祝福了。这种事情有娱乐价值，所以很快就能散布开，可那几万转发者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转向下一条，就是在一条一条转发的间隙，那些不会说话的爱情才显得耐人寻味。他们属于清洁工、饭店服务员和痛哭流涕的学生，属于少年和老人，更属于那些对一次相逢念念不忘的相思者。廊桥遗梦中人说还君明珠双泪垂，这爱情也属于那些被撕掉的信纸。很多爱情其实都没有结果，只在隐秘中被珍藏着它们的价值。对于享有过它们的人们来说，爱情之光也许就是那样，只在自己的脸上转瞬闪过，只在那个时候，也只在那个角度和位置。

有时候社会也比较势利。为了让妻子出行方便，重庆老人刘国江用几十年时间在深山里凿了6000多级台阶，结果招来许多仰慕者自发为他说话和转发，拿一些“感动中国”和“经典爱情”的头衔送给他，可刘国江和妻子徐朝清当初到底为什么要躲进深山，还不是因为当年私奔不容于社会么？现在感动的人变多了，道德标准却没有放宽多少，大家遇到私奔的恋人还是忍不住要谴责几句。我们迷恋于社会分配下来的那种幸福。电视上一到汽车、食品或者家居用品广告出现，总是一家三口窗明几净，夫妻在孩子的玩闹背景下默契地相视一笑，好像享受唾手可得的爱情已经多年。流行的说法是爱情只需要“两颗心，一间小茅屋”，在罗兰·巴特眼中，这属于小资的神话，“喜爱居家的内向性，颂扬一心忙于家务、充满孩子气、与广泛的社会责任不沾边的一切东西”。而这位重庆老人的行为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他顶着私奔的骂名与爱人走出家门，然后再次走出另一个家门，像《肖申克的救赎》里那样向恶劣的自然要求爱情。爱情是很辛苦的，不但体力上辛苦，同时还恐惧它易逝，只有当它成为人们存在的方式而不是平庸生活的甜点的时候，它才伟大和真实。浪漫爱情观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把爱情平面化和肤浅化，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消费事件来置换细小真实的体验，因为这样才便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