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解构之风盛行，上至文官武将，下至山人游棍，均崇尚打破权威、去模范化。比如锐意改革的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两袖清风的海瑞不为庙堂所容。

万历年间的大臣个个胆肥气壮，整起皇帝来可谓前仆后继，或者跟皇帝单挑，或者组团讥讽他。比如一个七品芝麻官雒于仁就敢上疏历数皇帝的四宗罪：嗜酒、恋色、贪财、尚气。把万历皇帝气得半死。也亏得他有那么一点点善良，一点点软弱，没有对雒于仁痛下杀手，而是万分委屈地把大学士们召到跟前，撒娇卖萌地向他们告状为自己辩护，最后大家连哄带劝，把雒于仁革职为民了事。

不是当时没有酷刑，东厂、锦衣卫不是食素的，但大臣们不怕。尤其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君臣纠结负气了数年，在大臣们心中，帝王家事无小事，立嫡还是立长还是立强，代表了道义，代表了忠诚——但是，他们在边务战事上却几乎个个手足无措。当时流行的五君子、七君子、十君子什么的，都是敢于跟皇帝叫板的人，虽然下场都不怎么好，但舞台下的观众欢迎，同僚们也往往钦佩，备不住几年以后有人营救就能东山再起，真是叫好又叫座。但是后来，大家也都不爱跟皇帝玩儿了，因为对大臣的刺激他越来越没反应。那些不愿继续为朝廷做事的，往往打个报告，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自己就挂起官印走人。皇帝也懒得追究。当然，皇帝们自己也很会解构。万历皇帝就28年不上朝，堪称“超级宅男”，还时不时自导自演一出剧来戏弄戏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