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版楼市新政陆续出台，与2月份三亚的限购5套房相比，北京的新政“动了真格”，一个家庭限购一套商品房，且暂停第三套房贷。对非本市居民，若不能提供1年以上本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则不发放贷款。对于普遍担心的炒房者借用身份证等违规，则开出了一经查实不给办理房产证的严厉警告。楼市新政进入了数量调节阶段，炒房可以休矣。

面对庞大的炒房大军，政府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去年底取消了诸多优惠，3月则对地产商和炒房客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攻势，房价非但未降，反而价升量增。4月上旬北京二手房总成交量比3月同期上涨了42.6%，二手房均价比3月上旬上涨幅度也达到了10.3%。这其中，炒房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原市场部统计数据显示，4月北京楼市投机需求首次超过了四成。在炒房客云集的通州地区，投资需求超过了自住需求的比例，房子被当成股票买卖，快速转手，郊区与城区价格出现倒挂现象。而这一全民炒房现象并非北京所独有，深圳炒房客自称，目前深圳的投资客比例超过八成。有调查显示，上海本地人购房中也有四成是以投资为目的，三亚的投资需求甚至超过九成，重庆购房的七成都属于外地人，南京的投资客比例也接近五成。房价连年高涨，地产演化为长盛不败的神话，吸引越来越多的热钱加入，全民炒房蔚为大观。

此前，坊间传闻最多的房地产调控手段是物业税和流通税，通过增加保有和交易成本来限制炒房者。除了政府已经收取土地出让金等政策障碍，这或许并不能给蜂拥而入的炒房大军釜底抽薪。短期，忌惮于成本上升，炒房客会暂时观望，但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税费，相对于翻倍的年利润或一年数次的倒手率，并不能从利益上撼动炒房根本。日本房地产泡沫期，日本政府已经在征收物业税，但比率颇低，房地产泡沫最终还是发生了。韩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可作为借鉴，卢武铉时期，面对连年的房价上涨，为了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韩国政府对居民拥有的第二套以上住宅征收重税，将转让第二套以上住宅的交易税从9%至36%提高到50%，最终竟征收了60%的交易税。重税却未阻止房价上涨，反而阻止了炒房者的销售，致使房屋供应量锐减；并且，交易成本增加，这一成本自然不会只由买家承担。我国也曾冀望二手房交易税遏制房价上涨，事实也否定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