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实
2018-02-25·阅读时长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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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厄姆· 埃里森 )
采访进行间,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的秘书推门进来:“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电话。”格雷厄姆起身接听。“来参加《李光耀》新书的书会吗?”……“人不少。”……“当然,一点问题没有,再见。”坎贝尔是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雷厄姆告诉我,他现在仍然每周去华盛顿。“那儿有很多朋友、学生和同事。肯尼迪学院的同事阿什·卡特(Ash Carter)现在那儿当国防部副部长,隔壁办公室的约翰·侯德然(John Holdren)现在是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
哈佛与华盛顿的地理距离,或多或少影响了哈佛介入政治的姿态。哈佛人本来就有参政的传统,出过八位总统。“它与华盛顿有足够远的距离,使得它不致陷到它的漩涡里,而可以跳出来,站得更高看问题。但两者的距离又足够近,来回跑,非常容易。斯坦福是一所伟大的大学,但到华盛顿得长途飞行,所以在政治上远一些。在哈佛,每天都有华盛顿的人过来,每天也有人过去。”格雷厄姆说。频繁往返的结果之一是,肯尼迪学院与美国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型旋转门,学院的教授很多曾在政府任过职。“作为政府的旁观者,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华盛顿的人,在一些政策上的处理方式肯定会有所不同。现代政府越来越密集化,充满了细枝末节,每天充斥着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从一个会议跑到下一个,一个接一个文件,常常忘记了目标是什么,要实现什么。哈佛提供了一个站开来、保持距离、高屋建瓴思考的机会,能够从战略层面来看问题。”
格雷厄姆·埃里森本人就是。他是在卡特政府工作时,接到哈佛时任校长德雷克·博克的邀请,回来组建肯尼迪学院。在他任内,学院从一个差点奄奄一息的小项目成长为大院,与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八大学院并列,构成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之外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的壮大,与博克校长任内经世致用、服务社会需求的入世治校理念有很大关系。格雷厄姆·埃里森曾给里根的国防部长当过特别顾问,也当过克林顿的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年轻一些的院长,比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是在当国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时候,被哈佛校长给叫回来的。现任院长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也曾做过克林顿的助理国务卿。哈佛很喜欢自己的毕业生在外走一圈,做出成绩后,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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